被《經濟學人》簡單化的扎西次仁先生（唯色）

本月5日，著名的藏人知識分子扎西次仁先生在拉薩去世。十五天後，《經濟學人》發表訃告。之前與我聯繫，要了扎西次仁先生的一張照片，是十年前王力雄在他家拍攝的。照片上，扎西次仁先生望着前方侃侃而談，顯得充滿自信，而印着星條旗的T恤和卡其色夾克外套，又令他具有時尚的活力。那時他已75歲。

朋友翻譯了訃告發給我。我讀後很驚訝。作爲認識扎西次仁先生長達十三年的一位藏人（或者算是現代藏人吧），我認爲這篇訃告寫得比較糟糕，就像是出自中國官媒的英文文宣，使得扎西次仁先生儼然成了“翻身農奴得解放”的代表，而帶去了革命和“現代化”的中國共產黨作爲“甚至連一根針”也不拿的“解放者”，只是偶爾會不可避免地犯錯，以至於獲得“解放”的西藏“沒自由但平等”（Not liberty, but equality）。真不知道《經濟學人》是怎麼認識“自由”與“平等”的，難道這意思是，監獄中的死刑犯在死刑面前一律平等嗎？

訃告對扎西次仁先生的自傳斷章取義，只是渲染他最初對中國共產黨的迷思，而不提及他後來的變化，使得訃告中的扎西次仁先生更像是活在他的二三十歲，而不是事實上的85歲。說實在的，如果把達賴喇嘛自傳斷章取義，也可能會讓人覺得他畢生崇拜毛澤東。訃告還誤讀自傳中引述的某位貴族（其實是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先生）所說的，藏人分爲“喫糌粑的人和喫屎的人”兩種，實際上這句話的本意應該是：一種藏人有自己的民族認同，所以被比喻爲“喫糌粑的人”，而一種藏人是出賣民族的畜生，所以被比喻爲“喫屎的人”。我們都知道，“糌粑”並不只是指用西藏特有的糧食作物——青稞炒磨的主食，在藏人的文化中，糌粑還象徵着民族屬性，意味着民族認同，如果問你“喫不喫糌粑”，如同問你是不是藏人，也因此，每次爆發抗議時，會喊這句話：“喫糌粑的出來”。

不過我並不是非要對《經濟學人》吹毛求疵，更無意要求《經濟學人》有所認識或表示。全世界都知道《經濟學人》向來比較酷，不輕易贊人也不太樂意承認失誤。據說《經濟學人》對流亡西藏最慷慨的評價，只說那是世界上最嚴肅的流亡政府。所以當我收到寫這篇訃告的《經濟學人》資深編輯Ann Wroe女士及圖片編輯的郵件不免感到意外。Ann Wroe女士解釋說差不多所有文字，包括對扎西次仁先生在不同時期的心態描述都是出自他的自傳。可是，自傳完成於1996年，當時扎西次仁先生67歲，而通常意義上的訃告，應該是對一個人的一生進行蓋棺論定，否則不完整。

實際上我想說的是，不怪《經濟學人》幼稚，而是因爲扎西次仁先生本人太複雜——這倒恰如訃告題記：“扎西次仁，現代西藏困境的典範”（Tashi Tsering, exemplar of the dilemmas of modern Tibet）——無論他的人生道路、人生際遇以及他的超前思想和超乎尋常的行爲，都無法被簡單化或臉譜化。或有可能Ann Wroe女士並沒見過扎西次仁先生，即便見過，也應是泛泛。

而在得知扎西次仁先生去世的消息後，我用了整整十天，重讀了他口述、美國學者記錄的兩本書：一本口述他在“舊西藏”和“新西藏”的大半生，包括在印度和美國求學的經歷，中譯本名爲《西藏是我家》（香港版）；一本口述他從1986年起，以他的家鄉爲起點，在衛藏許多鄉村興辦小學和職業學校，中譯本名爲《西藏興學記》。我還找出從2001年起，多年來與他見面時拍攝的許多照片，以及王力雄與他交談的日記。同時我寫了一篇關於他的文章，越寫越長，寫到八千多字還覺得不充分，很膚淺。其實我當年就寫過一篇有關他的文章，那時還不認識他，所以會在結尾寫道：“若有一天能見到這位老人，我想問他一個問題，雖然舊西藏的‘舊日權貴’把他這位‘西藏的民族主義者’關在門外，可是新西藏卻將滿腔熱忱的他關在監獄裏，他又如何辨別這二者的無常哪個更悲哀呢？”

在剛完成的長文中，我對扎西次仁先生的簡介包括：“這位生於曾經自主自足的西藏農戶人家，卻長在西藏被無法抗拒的強力撕裂狀態中的藏人扎西次仁”；“……出生於衛藏鄉村卻有着無比‘堅強的求知慾’的他，小時候就把去拉薩當作人生轉變的契機，後來去印度學習英文，又去美國的大學‘像瘋子一樣地用功讀書’，並受到‘天真和愚蠢的樂觀主義’驅動，於1964年一意孤行地返回，渴望把學到的知識報效鉅變後的西藏，‘設法協助我的那些在共產主義環境中的同胞’，結果卻被聲稱‘解放西藏’的中國共產黨放在連千年前的杜甫都寫過‘塵埃不見咸陽橋’的咸陽……”

其實我想陳述的是這個事實：扎西次仁先生是在人生最好年華即35歲時從美國回來的，然而他直到52歲才終於被允許返回拉薩，這期間他被定罪“美國間諜”、“藏獨分子”，分別被關在咸陽、長武和拉薩的監獄共計五年零七個月，而不是《經濟學人》的訃告所說的坐牢十一年，關於這，他的自傳寫得很清楚。Ann Wroe女士解釋說這是由他軟禁在家開始計算，可這顯然語義不清楚，也與事實不符。除去坐牢的時光，其餘歲月他是在被監視、被告密、被洗腦、挨批鬥、關牛棚、下牢獄、服勞役、務勞工，以及他積極參加“革命”，跟紅衛兵一起去北京朝拜毛澤東、去拉薩“分享對文化大革命的經驗”等等諸如此類的、不得不浪費生命的苦難和荒誕中度過，歷時十一年，合計十七年。人生能有幾個十七年？人生會有幾個如訃告所言的那種“沒自由，但平等”的十七年？

我並非只是動感情地批評《經濟學人》或者類似的對扎西次仁先生如此簡單化的概括。我比他年輕三十六歲，我出生在、成長在被“解放”的“新西藏”，屬於與扎西次仁先生完全不同卻本應該符合他的理想的那種西藏人。但是，爲何我會在十三年前，激動不已地連夜讀完他的自傳？爲何會去拜訪他，聽他講述理想與抱負在跟現實遭遇時卻被屢屢打擊，而他依然不屈不撓地奮鬥？爲何會從他那裏獲得對“舊西藏”與“新西藏”的認識與感悟，從而改變我曾被洗腦而形成的那些謬見呢？其實我知道，我非常清楚，在本質上，我與扎西次仁先生的這份感情是一樣的：“西藏對我來說不只是一種觀念或一種抽象的詞語；那是一個地方——我的家”。

我很想告訴《經濟學人》或更多的人這個故事，是發生在扎西次仁先生去世前三年的一件真事，我認爲比一萬個報道都更能說明所謂的“現代西藏困境”。當然這也是我那篇獻給他的文章中的其中一個故事：

“2011年夏天，我和王力雄回到拉薩，有天轉了一圈帕廓後就徑直去了附近的扎西次仁先生家，他剛接待了幾個客人，身穿天藍色的衝鋒衣，看上去精神、氣色都不錯。他翻出一頁紙給我們看，上面用藏、漢、英三種文字寫着‘西藏扎西次仁教育發展有限公司’，他很開心地揮舞着手說，‘我扎西次仁的理想就是希望西藏的孩子們都能上學、唸書，我扎西次仁一直在奮鬥，也取得了成功，拍我的紀錄片最近在CCTV 4播出了。’可是，在我們與他告別時，他突然擁抱着我泣不成聲，全然沒有先前的驕傲和滿足，顫抖着的衰老身體傳達出無法言表的痛苦，令我手足無措，內心震驚。我喃喃着‘格啦敘啊，格啦敘啊（藏語的告別語，先生你在的意思）’慌亂離去，直到走在陽光燦爛、中國遊客與軍警密佈的大街上才潸然淚下。

“格啦他爲何哭泣呢？這個受盡苦難卻超級堅強的人，支撐畢生的信念是希望自己的故鄉與人民能夠變得現代化，且又‘必須拼命確保我們在語言和文化上的傳統’，那麼，他是因爲理想被冷酷的現實摧毀而痛哭嗎？當我含淚回頭，在可以瞭望整個大昭寺廣場的他家屋頂上，兩名手持鋼槍的狙擊手從2008年3月的抗議之後就站在那裏，等於就是日日夜夜踩踏着他的頭顱。”

——直到他去世，那些持槍的兵踩他的頭，踩了六年多。

2014年12月23日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