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唯色：譯者Kamila Hladíková對我的訪談：關於記憶、流亡及“藏族文學”（二）

【簡述相關介紹：今年四月間，國際文學雜誌《漸近線》（ASYMPTOTE）網站發表了捷克學者、翻譯家Kamila Hladíková對我的訪談。她也是我的散文集《西藏筆記》譯者，於2015年在捷克出版。而這個實際上我用了一個多月完成的訪談，原本關涉的話題更多也更深入，在譯成英文發表時因限於篇幅做了較多刪減，爲此我將中文原文（包括提問）以首發的形式連載。】

你記得“過去”的那個瞬間，可能是你小時候或者是上學時，那麼你什麼時候第一次發覺有什麼“不對”？比如我，因爲是在社會主義捷克共和國長大，我有這樣的記憶：我奶奶不讓我唱一些歌曲，因爲那個人“跑了”；或者說我爺爺“沒能”上大學。而那時誰都沒有給我解釋過。我看了朱日坤拍攝的關於你的紀錄片《檔案》，我發現上學的時候你還是一個“優秀學生”和“共青團員”，當然很多捷克人也有這樣的過去。

是的，我從小“品學兼優”，幾乎每學期都是“三好學生”（即“思想好，學習好，身體好”）。我小時候很希望成爲“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被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教育洗了腦，甚至在十八歲之前可以說是個小粉紅。

類似你說的那種“不對”，我也有過。記得小時候，家裏牆上掛着幾張黑白或彩色照片，都是中共領袖們：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劉少奇等。有一天毛澤東與林彪的合影只剩下了毛，而林被剪掉了。據說林彪成了“壞人”，所以沒有資格與毛主席站在一起幹革命了。我這才注意到，那些照片上的人物只要是“壞人”，其面孔不是被塗黑，就是被剪了。不過我沒有深究，畢竟這超出了當時的我所能夠有的理解能力。

我第一次很明確地覺得有什麼“不對”，應該是我十五歲去成都上高中。（與其說“不對”，不如說是“不適”）我在幾年前給《紐約時報》寫過一篇文章叫《蠻子的舌頭》，講述過這種“不適”：“撲面而來的很多都是迥異的。飲食；外表；口音……”，實際上“不適”的細節很多，日積月累足以促生某種轉變。

我的大學也是在成都上的。我寫過：“上大學的經驗更是被置換的經驗。整個西南民族學院有三十多個各具名號的少數民族，讓我們似乎生活在多民族的環境裏，卻並不瞭解這些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只知道在一些民族的節日喫一頓有民族風味的飯菜，或者圍着篝火喝酒唱歌跳舞，或者用臉盆互相潑水過一過傣族的‘潑水節’。多民族的特點也讓我身陷時刻感受到自己是‘藏族’的情境之中，卻並未受到過任何本族化的教育。我滔滔不絕秦始皇修長城卻說不出布達拉宮如何築成；我倒背如流唐詩宋詞卻讀不懂六世達賴喇嘛的詩歌；我熟知紅色中國若干個革命烈士，卻不瞭解1959年拉薩起義中藏人自己的英雄……”

我認識一位布里亞特蒙古人叫格桑，是攝影師，他的大學是在莫斯科上的。莫斯科也有類似北京、成都、蘭州等地的“民族大學”那樣的大學，大致可以翻譯爲“民族友好大學”。他開玩笑說，他到了莫斯科的“民族友好大學”，結果發現各民族並不友好。

在我保存的早期詩作中，有一首是在1984年寫的，當時我是大一生，我的同學中有十多個“少數民族”和漢族。這首詩的名字是《印──致某些人的偏見》。依稀記得當時我與幾個漢人同學發生了爭論，我當場寫下這首詩，並用力抄寫在教室裏的黑板上，其中有這樣的詩句：“那顆散發着／酥油糌粑味兒的印／深深烙在我心上／我不沮喪／更拒絕你冷漠的／一瞥”。現在重看這首稚嫩的詩，我驚訝的是當時十八歲的自己有了民族意識。而且很顯然，當想要發出自己的聲音，我的方式是寫詩。

最近我重讀大學日記，其中有篇寫我臥薪嚐膽拼命學習，大一結束時考了全年級第一名，還得了150元獎學金，被授予“優秀共青團員”的稱號，系書記希望我入黨，但我當面拒絕了他。我在日記裏寫：“像什麼‘入黨’，無疑是給自己戴一副‘枷鎖’，箍住自己的身心，做個活着憋屈的人而已！……我追求個性的充分而自由的發展，追求個性得到最充分的發揮！一切限制我的願望的東西，我都要極力掙脫！我厭惡這個現實世界所製造的種種清規戒律！”實際上從大二起，我不再好好學習，而是任由自己的文學興趣，成了一個當時在西南民族學院乃至成都那些大學裏小有名氣的詩人。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