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唯色：當我們談論天花時 我們在談論什麼（五）

雍和宮裏的《御製喇嘛說》碑。

3、以天花爲名的獻祭（中）

自詡“十全武功”[1]在身，懷揣金瓶暗器的乾隆皇帝最終成了最大贏家，於是在1792年心滿意足地撰文《御製喇嘛說》，洋洋灑灑兩千數百字，並以滿漢蒙藏四種文字刻碑立於雍和宮，是告白是昭示也是告慰滿清列祖列宗的意思吧。據說這一碑四文的表述各有不同，有人比較過漢文與滿文，顯示內容有差異，敘述語氣很不同。據說藏文亦然。從漢文碑文可以讀到，乾隆皇帝不但嘲諷了藏傳佛教的轉世制度，還嘲諷了他的上師六世班禪喇嘛家族中諸多轉世，“是乃爲私”；更關鍵的是，曝露了對藏傳佛教的興趣與目的何在，確實像是在對廣大的崇信儒佛道的漢人階層解釋，他並非真心信奉西藏密宗喇嘛，而是另有用意。比如這幾句：

“蓋中外黃教總司以此二人（即達賴喇嘛及班禪喇嘛），各部蒙古一心歸之，興黃教，即所以安衆蒙古。所繫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不可不保護之，以爲懷柔之道而已。……蓋佛本無生，豈有轉世？但使今無轉世之呼圖克圖，則數萬番僧，無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蓋舉大事者，必有其時與其會，……茲之降廓爾喀，定呼必勒罕（轉世活佛），適逢時會，不動聲色以成之，去轉生一族之私，合內外蒙古之願，當耄近歸政之年，覆成此事，安藏輯蕃，定國家清平之基於永久……”[3]

好一個“不得不如此耳”！好一個“不動聲色以成之”啊！但是這又能證明什麼呢？僞善，還是雄才大略？在這個帝國的劇場，皇帝的角色扮演是成功的，遠遠超越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那種市儈庸人的心機。當然，乾隆帝給自己戴上的藏傳佛教弟子的面具是頗有成效的，讓圖伯特人、蒙古人等“外蕃”都信以爲真，甚至把他捧成是文殊菩薩的化身；還把精瘦的、有兩撇稀疏鬍鬚的他畫在了色彩繽紛的唐卡佛畫的正中，仿若菩薩般莊嚴，周圍如同衆星捧月的十九位戴不同法帽的修行者是藏傳佛教各教派傳承宗師。其中有格魯派宗師宗喀巴戴黃帽，還有即身成佛的噶舉派宗師米拉日巴裹白衣。乾隆帝很享受如此崇高的菩薩待遇，並“將這些畫像賜予北京、承德以及拉薩的衆多寺廟”[4]。不過，乾隆帝在帝國劇場的表演絕不僅止於此，儘管他信佛是事實，稱藏傳喇嘛是“朕之上師”是事實，然而譬如他對蒙古準噶爾汗國“盡行剪滅，永絕根株”，與天花瘟疫聯手實施了種族滅絕也是慘無人道的事實。

實際上，乾隆皇帝已經坦蕩蕩地向各方都坦白了，至今那一碑四文仍矗立於雍和宮的御碑亭。我去過雍和宮無數次，也大致瞥見過此碑無數次，與熙熙攘攘的芸芸衆生一樣，見與沒見一樣。抑或是，願意看哪一面、願意相信哪一面是芸芸衆生的事；他們會各自捧着喜歡的那面碑文所展示的皇帝面具，夢囈似地永遠講述自己喜歡的故事。譬如，那些把乾隆畫成菩薩的唐卡，說穿了即是一種向皇權的諂媚。或許圖伯特人真的以爲中國皇帝是文殊菩薩化身，這隻能表明一廂情願。對於乾隆本人來說，在“大事”已成之後，帝國的皇帝只有一個角色：唯我獨尊。至於天下人，皆是他的庶民（嗯，碑上寫的是“齊民”），包括比他小28歲的“我的喇嘛”，六世班禪喇嘛洛桑貝丹益希（中文又寫洛桑巴丹益希）。

細讀《喇嘛說》，可以感受到乾隆皇帝對被他邀請來給他祝壽卻死於北京的六世班禪喇嘛，既沒有佛弟子對上師三寶的尊敬，更沒有身爲主人對遠方賓客發生這麼可怕的意外表示抱歉；反而以類似宗教裁判的口吻加以批評和譏嘲，這不能不令人更加懷疑六世班禪喇嘛的死因。另外，《喇嘛說》裏提及夏瑪巴（碑文中寫“沙瑪爾巴”）即六世班禪喇嘛的兄弟，把廓爾喀人帶來“劫掠藏地”，爲此乾隆“興兵進剿，彼即畏罪請降”。事實上,夏瑪巴不是請降，而是死了，自殺或他殺的說法都有。但乾隆皇帝並不罷休，他對夏瑪巴有一種挫骨揚灰的仇恨，屢屢下旨要求福康安“生擒”“擒拏”，擒不成了，則要獻降的廓爾喀交出夏瑪巴的“骨殖”，然後欲將其骨殖“分懸前藏之布達拉、後藏之札什倫布，並前後藏及察木多、打箭爐一帶大寺廟一一懸掛”；十三天後又下旨改口“……當在前後藏及察木多一帶通衢大站地方懸掛號令”[5]，如此令人髮指的懲罰所來爲何？何至於此？難道是因爲夏瑪巴最先說出對六世班禪喇嘛死因的懷疑嗎？

夏瑪巴對外界說，他的兄長是被乾隆皇帝安排下毒害死的，“他懷疑是乾隆皇帝策劃的這一陰謀，……他擔心班禪喇嘛之死是進一步迫害其全家的先兆，因而他從西藏逃往尼泊爾”[6]，卻成了廓爾喀王的人質也實在不幸。自譬文殊菩薩的乾隆帝竟然下令要將夏瑪巴的屍骨懸掛於布達拉宮和扎什倫布寺，這樣的類似梟首示衆的極端懲罰固然很滿清，然而乾隆皇帝若是一個真的佛教徒，又怎會想得出如此充滿褻瀆意味的恐怖念頭？他怎麼能一手撥動佛珠，天天扮菩薩相，把六世班禪喇嘛頂禮爲上師，卻又欲將上師的骨肉兄弟，並且還是大喇嘛的夏瑪巴於布達拉宮和扎什倫布寺“梟首示衆”？這說明乾隆皇帝根本不把圖伯特的聖殿和寺院視爲需要尊重的聖地，儘管他數日後改變了想法，但白紙黑字的道道旨令還是曝露了他的傲慢與仇恨。而這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件，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入、更完整地瞭解乾隆皇帝的人性與品德。

睚眥必報的乾隆皇帝還下令連坐嚴懲夏瑪巴的家人，殺的殺，發配的發配，甚至要求禁止他轉世。而當時，圖伯特的攝政王諾門汗（蒙古語的法王）是一個與清廷國師章嘉呼圖克圖[7]（這是一個在滿清、蒙古與圖伯特之間充當了重要角色的格魯派高僧，因與乾隆帝的精神聯繫而對政治具有高度的熱忱，並對個人的宗教位置懷有野心）關係親密的普通高僧，自然順從了乾隆帝的冷酷苛求。但在圖伯特人自己的敘述中，並未將藏尼戰爭的禍因全部歸結於夏瑪巴；而且，作爲噶瑪噶舉紅帽系最高法王的十世夏瑪巴死後仍有轉世，儘管是祕密轉世，未對外宣說。

註釋：

[1]: “十全武功”全是發生在所謂邊疆地區的十次戰役：包括“平準噶爾爲二，定回部爲一，掃金川爲二，靖臺灣爲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爾喀降，合爲十。”（乾隆寫“御製十全記”）

[2]:轉：“佛教藝術史學者Patricia Berger很早就指出：《喇嘛說》碑文的滿、漢文版本，內容存在一些差異，其內容包括：在滿文版中，乾隆承認自己在學習藏傳佛教經典時，遭到漢人的指責；而漢文版則並無這些文字。”

[3]:喇嘛說：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6%87%E5%98%9B%E8%AF%B4

[4]:《乾隆帝》，（美）歐立德(Mark C. Elliott)著，青石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5]:《西藏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劉漢城著，臺灣雪域出版社，2019年，584-585頁。

[6]:《西藏探險》第二部第四章，（美）約翰·麥格雷格（John MacGregor）著，向紅茄譯，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

[7]:章嘉呼圖克圖，這裏指章嘉若貝多傑，1717—1786年，土族人或蒙古人，藏傳佛教格魯派三世章嘉仁波切，在清宮六十餘年，經雍正、乾隆兩朝，被封國師，被認爲是“乾隆皇帝最爲信任的辦理蒙藏事務的高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