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唯色：重又推出西藏文革泥塑《農奴憤》只是出於懷舊嗎？（六）

1979年流亡政府代表團在拉薩受到藏人歡迎盛況。（圖片來自網絡）

四、泥塑《農奴憤》之前發生的“再叛”

我在記錄西藏文革的口述之書《西藏記憶》裏，有一篇是對文革初期砸大昭寺的拉薩紅衛兵、拉薩中學生韃瓦（化名）的訪談，有必要轉載他的這段話，恰恰是對泥塑《農奴憤》的批判。他說：

“文革期間，宗教的確被壓下去了，但是對於年紀大的老人來說，肯定是口服心不服的。他們對宗教是一直都沒有放棄的。雖然迫於整個社會的壓力不敢公開表示，但是潛伏在他們心中的信仰是存在的。但確實也有部分的年輕人，就像我們這批人，在宗教方面我們並不懂，也沒有人教過，只是有點印象而已。所以在當時很容易被洗了腦。但是宗教的影響力是難以想象的。比如文革結束之後，從那邊（指印度流亡藏人社區）派來的參觀團（1979年，中國政府允許流亡西藏人士和達賴喇嘛的親屬回西藏參觀）受到了特別隆重的歡迎，顯示出了宗教在人心中的地位。當時在大昭寺講經場人山人海，這之前各單位以及居委會還開會教育羣衆，不要罵他們不要打他們什麼的，想不到事實上的效果恰恰相反，達賴喇嘛的哥哥在臺上每說一句話，人們都歡呼，他一招手全場都安靜得很，鴉雀無聲。沒有別的原因，就因爲他是達賴喇嘛的哥哥。宗教這個東西可不一樣啊。畢竟共產黨教育的時間不長，但是宗教有着上千年的歷史，它的潛移默化的力量很大，哪裏有那麼好對付！又比如今天有很多年輕人很信仰宗教，‘薩嘎達瓦’時轉經的人裏面就有很多年輕人，這也顯示了宗教的生命力，宗教是不可能滅亡的。……西藏的宗教主要針對的是人的心靈，信仰宗教就是治療心靈，心治好了那就是宗教的目的。”

顯然，以妖魔化西藏宗教、妖魔化西藏宗教領袖爲主要用心的泥塑《農奴憤》，這散發着濃濃文革味道的黨文宣，並不能治療西藏“百萬翻身農奴”的心靈。就在泥塑《農奴憤》出現之前，即1969年文革中期，在西藏許多地方都發生了底層民衆針對當局和軍隊的暴力事件，被當局定性爲“再叛”即再次“叛亂”，與此同時，軍隊以“平叛”的名義進行了相當嚴酷的鎮壓。

而所謂“再叛”，是相對於1956—1959年全藏各地相繼發生的起義而言，被中共定性爲“反革命叛亂”進行了鎮壓，導致達賴喇嘛及西藏政府流亡印度，數萬難民亦逃離家園。1969年發生的這些暴力事件，其規模之大，當時西藏自治區共有71個縣，被牽扯進“再叛”的縣有52個（18個縣被定爲“全叛”，24個縣被定爲“半叛”，還有一些縣是“預謀叛亂”），涉及的藏人之多難以計數。雖然平息“再叛”的軍事行動在1969年底結束，但“平叛”擴大化卻達到令人髮指的程度。據受訪者陶長松（西藏文革紅衛兵組建人之一，造反派“造總”總司令，西藏自治區革委會副主任）對我說：“自治區的有關統計資料說全區有一萬多人涉嫌，我想這數字還是縮小的，統計不全。……但如果把這麼多的人都說成有‘叛亂’嫌疑，共產黨不是自己給自己臉上抹黑嗎？”

爲什麼說“共產黨……是自己給自己臉上抹黑”？我寫過文章《西藏文革疑案：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與1969年尼木、邊壩事件》，這裏不再重複，只須再次重問：

爲什麼，西藏在被“解放”多年之後，還會有那麼多“翻身農奴”能做到“忘恩負義”地殺解放軍？這是不是很不符合黨所塑造的素來感恩戴德的“翻身農奴”的形象呢？這是不是意味着，文革中藏民族的民族主義是存在的？如果存在，是一開始就潛伏着，一旦時機出現就爆發，還是隨着“解放”的神話被種種殘酷的真相所替代而逐漸產生的？而這一切，又是以什麼樣的形式來表現的？是由文革中的派性衝突演變成民族反抗，還是將派性衝突作爲民族反抗的藉口？可是，既然聲稱“百萬翻身農奴得解放”，又爲什麼會爆發民族主義的抗議運動？而且，這是否與1956-1959年在全藏爆發的抗議類似？如果確實如此，連最底層的藏人都揭竿而起，“翻身農奴得解放”的“新西藏”便喪失了最起碼的基礎。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