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憶,故我們在(唯色)

東歐作家米蘭•昆德拉說:“人與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這並不是說“人”願意遺忘,而是“權力”要讓“人”遺忘,以便讓它的謊言成爲記憶,而“人”的記憶卻被它沒收、銷燬。

2011.03.14


事實上,一直以來,藏人們堅持着這一斗爭。於個人而言,在境外有不少流亡藏人的回憶,在境內已經有了納倉•怒羅先生的回憶;於民族而言,於圖伯特而言,有尊者達賴喇嘛的回憶錄,也有諸如達瓦才仁先生記錄的《血祭雪域》、我調查文化大革命在西藏的《殺劫》和《西藏記憶》,及關於2008年圖伯特抗暴運動的《鼠年雪獅吼》,等等。
 
民族的歷史是由這個民族的個人歷史來組成的。沉默幾十年,作爲在“世時翻轉”中倖存的見證人,納倉•怒羅先生終於寫下的,不只是個人記憶,更是這個民族最爲沉重的歷史檔案中的一頁。希望有一天,我們可以建一個西藏的個人歷史博物館,而他當是這個博物館的表率。西方哲學家有曰“我思故我在”,在西藏的個人歷史博物館的牆上,將寫下“我憶,故我們在”,這就需要許許多多個“我”的記憶,既要有見證人的記憶,還要有見證人的子孫後代的記憶。
 
正如納倉•怒羅先生在他的記憶之書的前言中所寫:“在那個年代遭受這樣苦難的何止是我一人?有成千上萬的人,每個人心裏都有一部跟我差不多的人生悲慘故事;一個部落或一個家庭,都有講不完的類似歷史故事,這是肯定的。但是,將這些歷史寫成文字的卻很少,它們只深埋在人們的內心深處,後人並不清楚、瞭解。若這些歷史事件要讓後代知道,就得由前輩們將之付諸於文字,然後交給後輩。我想這是留給他們最好、最珍貴、沒有比這更好的遺產了。對一個人來說是這樣,對一個家庭或一個民族更是如此。”
 
也許人們會對這本關於童年的回憶之書存有疑問,比如失去母親的幼兒怎能記得家道如何衰落?比如跟着父親去拉薩朝聖的孩童怎能記得漫長路途上遇見的雪山與湖泊?我也這樣有些唐突地問過作者,而他的回答很簡單,只是說人生中有些事情是銘心刻骨的,許多個日日夜夜,他總是與倖存下來的兄長、族人一遍遍地回憶,所以他其實一直活在苦難的童年,反倒是後來歲月中的經歷變得依稀彷佛。
 
沒有記憶就沒有納倉•怒羅,也就沒有他死於“解放者”槍口下的父親和成千上萬的族人,所以他的記憶絕非掩蓋真相的侵略者的記憶,而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藏人身爲倖存者的個人記憶。當然在他的個人記憶中,除了“世時翻轉”帶來幾乎男盡女絕的種族屠殺、寺院盡毀的文化滅絕,還有在那之前,生活在雪域大地上的遊牧民族,其日常生活充滿豐富而獨特的細節,以及爲佛光所照耀的精神世界,我在讀到這一段時落淚了——
 
“一會兒有個札哇興奮地喊道︰‘太陽出來了﹗’在場的朝聖人全朝埡口狂奔,我們夾在人羣中,爬到郭拉山埡口時,只見左邊山下的平原一片煙霧繚繞,陽光灑在煙霧中,祖拉康金頂上的金飾,金光閃耀,輝煌無比。我們隨着衆人一起磕頭、供桑,埡口人聲鼎沸,歡騰雀躍。我心裏湧起一股無法形容的喜悅,眼淚情不自禁地流下:‘啊!喇嘛貢確!佛祖如意寶,我們終於到拉薩了!’”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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