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让中国变成丧尸国度 冯客《文化大革命》(之二)

2019-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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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客(Frank Dikötter)介绍其新著《文化大革命——1962-1976﹐ 一部人民的历史》。(林帆/大纪元)
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客(Frank Dikötter)介绍其新著《文化大革命——1962-1976﹐ 一部人民的历史》。(林帆/大纪元)

文化大革命对生命的践踏和毁灭

文化大革命最恐怖的地方在于对人的生命的漠视、蔑视,它营造出一种不珍惜人的生命的社会氛围,这种社会氛围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国。在本书中,我首次读到有关文革期间的流行病、最为致命的脑膜炎的资料。在文革后期出生的我,从小就听父母讲述脑膜炎有多么可怕,在邻舍和校园中,也常常见到因患过脑膜炎而残疾、弱智的同龄的孩子。

本书指出,脑膜炎是天灾,更是人祸。一九六六年八月,脑膜炎首度出现在北京,并且在几个月后达到流行高峰。毛泽东号召青年学生“全国大串联”,在北京被感染的学生搭火车把脑膜炎带到铁路网沿线的大城市,在这些地方演变成流行病。相关单位发出警讯,中央委员会也得到正式通知,却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因为无论什么都不可以阻碍革命的道路。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陷入文化大革命的荼毒中,就连基本的口罩等医疗用品都处于短缺状态,这也导致许多医疗脑膜炎病患的护士和医生自己都受到感染。多数医院连口罩都买不起,更遑论治疗脑膜炎所需的药物。美国愿意提供医疗援助,但是傲慢的共产党政权拒绝接受。一九六七年,治疗脑膜炎的药物过于短缺,中国政府不得不向外国药厂求助,购买数百吨药品。到了情况得到控制的时候,已有超过十六万人因脑膜炎而死亡,留下终身残疾者更有数百万人。

官方从未对民众披露脑膜炎的真相。但很多比我年长一代、参加过串联的人,都在回忆文章中提及脑膜炎这个当年让人谈虎色变的传染病。旅居澳大利亚的作家阿森在《十年记忆》中写道,那时他十一岁,兴奋地参加长征:“走到浙江嘉兴,去看了‘一大’开会的船,激动的革命小将围着‘圣船’高呼。可是南湖里却不时漂过来一具具尸体。当时嘉兴武斗得很厉害,双方都把死人往湖里扔。……长征途中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关卡。关卡不是政治性的,而是防止脑膜炎,每个人鼻子里都灌了许多甜甜的东西,一天要灌好几回。据说脑膜炎也死了不少人。”

广东省委办公厅的一份告急电报显示:“广州现已来四十万革命同学,很快可达六、七十万,准备达到一百万。广州市等于成年人增加一倍。……交通带来一系列困难,人越积越多,走不了,没钱,没粮,没衣穿;有的住二十多天一个多月,非常着急。吃、住、市内交通都有很多困难。疾病——急性脑膜炎、霍乱流行,十一月十三日已经昏倒七、八人。外地蚌埠死十二人。”

更骇人听闻的是,很多地方非经法庭审判而由“群众组织”对“反革命”执行死刑,死刑之后又公开演示吃人。本书指出,最黑暗的惨剧发生在广西武宣。因在大饥荒中偷一袋大米被判刑七年的周石安,刚从劳改营释放回家,就被“群众组织”抓捕。他的弟弟周伟安是造反派之一,已被杀害、切块、分食,头和一条腿放在市场里展示。人们宣称,周石安“是回来报仇的”,于是判处其死刑。“一把五英寸的刀切开他的胸膛。此时他还活着。一名地方领导挖出他的心和肝,其他村民也有样学样,把受害者分食到只剩下骨头。”武宣总共有七十多名受害者被吃下肚。

这种吃人行径,不是因为饥荒,而是故意吃掉阶级敌人。这是文革中最黑暗的一页。当时,分食阶级敌人的仪式里也有阶级之分。只有领导人才能享用猪肉和少许香料混在一起的心和肝,而一般村民只能分食受害者的手和脚。几名教师在一所中学被分尸后,一群人把肉块装在袋子里拿走,袋子还滴着血。学生在临时以砖块搭成的炉台上用砂锅煮肉。监督宰杀过程的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后来被开除党籍,但他对自己对行径相当自豪:“吃人?那可是地主的肉!汉奸的肉!”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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