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对文明的掠夺和破坏
“文化大革命”这个名称是毛泽东异想天开的发明，这场运动的本质不仅与发展和振兴文化无关，反之，它摧残文化和毁灭文化，诱发和纵容人性中最邪恶的那一部分，让人与人之间彼此监视、彼此伤害、彼此杀戮。毛泽东就像坐在竞技场高处的神一样，以观看角斗士彼此厮杀为乐。
冯客在书中写到红卫兵的掠夺私人财产行径：他们将钱、珠宝和手表塞进口袋，并以文化大革命之名公然占用收音机和脚踏车，学校的宿舍里一下子气派起来。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有一次接受访谈时谈到一个细节：毛接见红卫兵，那天安门广场都是红卫兵。等到红卫兵退走以后，清洁工发现广场上到处是金条。金条来自红卫兵抄家的收获：“抄到一些人的家里头，知识分子或者过去的一些老的资本家，红卫兵把这些都抢来。金子沉啊，摆在自己的口袋里头，一高兴，一挤，一欢呼的时候，那金条都从兜里头都掉出去了。”
针对此一细节，刘晓波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想象一下当年情境：一面是向毛泽东的热泪盈眶和喊破嗓子的欢呼，是愚昧盲目到丧失理智的狂热；另一面是挤掉在狂热人群中的金条，是贪图抄家金条的阴暗自私，二者在文革对人性邪恶的纵容上有着内在的一致：红卫兵造反就是以毛泽东旗帜进行的公开抢劫。”
从这个细节中可以看到，红卫兵造反的原因并非在很多参与者的回忆中被凈化的“纯洁青春和理想主义”。可悲的是，由于中共对历史的掩盖和扭曲，今天中国大学生中极少数的“有志青年”，批判腐败的官场、关心工农的命运，却从毛泽东思想和文革寻求思想资源，以原教旨主义的毛派自居。他们举起毛泽东像反对毛泽东的继承人习近平。
这些时空错位的抗争者应当记取刘晓波的警告：“文革中的人性真相，不能说全无理想主义成分，但也使人的权力欲和破坏欲有了尽情发泄的机会。……‘夺权’会成为文革初期的最著名口号。所以，邓时代‘一切向钱看’的道德荒芜化，早已在毛时代的‘一切向权看’的道德沙漠化中完成，拜金主义不过是的拜权主义的变种。毋宁说，广场上那狂热的欢呼和散落的金条，就是‘拜权’与‘拜金’的绝妙结合。”
与小打小闹的红卫兵相比，真正的大盗是文革小组成员。冯客指出，一如赫尔曼·戈林前往巴黎二十次，从美术馆挑选最好的艺术品供其个人珍藏，中共特务头子康生造访全国的主要保管中心，累积了大量令人惊叹的艺术收藏。其藏品包括史前甲骨、古董铜器、象牙印章、珍贵画作，以及超过一万两千本善本书籍。一百多名受迫害的学者的收藏品被康生吞并。康生、江青和叶群是颇有眼光的掠夺者，他们曾搬空整整一座仓库。更多的抄家物品则被丢弃和毁坏，“纳粹会珍惜他们没有烧掉的东西，但红卫兵就不是这样了。掠夺而来的物品绝大部分被弃置，任其毁坏”。
由于毛泽东本人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刻骨仇恨，也由于中共官僚阶层故意转移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打击对象，知识分子成为文革中最大的牺牲品。作家、艺术家、教授、教师成为人人皆可羞辱的“牛鬼蛇神”，远离政治的科技工作者群体也不能幸免于难。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