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解讀 | 餘傑:從毛澤東到習近平的個人崇拜 丹尼爾·里斯(Daniel Leese)《崇拜毛: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辭崇拜與儀式崇拜》


202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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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t1104h.jpg 北京市場上的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像和毛澤東像(AFP圖片)

毛澤東與共產黨的融合與衝突

毛澤東戰勝蔣介石,共產黨戰勝國民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意味着黃河戰勝海洋、西北壓倒東南、農村包圍城市、共產極權主義取代威權主義。中國歷史進入巨大的倒退之中。從清末以來中國的西化,包括基督教的進入和影響,遭遇最大的逆轉。

中華民國的三十七年間,中國沒有了皇帝,袁世凱、孫文、蔣介石以及其他大小軍閥妄做皇帝而不得。沒有皇帝,政權便無法穩固,因爲國號雖然改變了,但中國的觀念秩序沒有改變,中國的既有的觀念秩序仍然呼應着皇帝的誕生,皇帝纔是這套觀念秩序的“定海神針”。這就是產生毛澤東的文化傳統。

德國學者丹尼爾·里斯(Daniel Leese)在《崇拜毛》一書中指出:

毛崇拜具有雙重屬性:一是一種枯燥沉悶的正統,通過展現人格化的符號來支持黨的領袖以集中大衆情感與忠誠;二是同時呈現出的破壞性潛質,即通過“卡里斯馬式的動員”將領袖的媒體形象作爲動搖黨正統統治根基的資源,而這一點與關於共產黨專政的性質與穩定性的討論越發相關。

也就是說,毛澤東親自操刀打造的個人崇拜,首先強化了共產黨的全能統治,其次卻又顛覆了黨的官僚系統,領袖的個人從表與如同無物之陣的官僚體系之間必然會產生嚴重衝突,這就爲文革的爆發打下了伏筆。

毛批判孔子和儒家,但毛熱衷於當人民的導師,其骨子裏仍是儒家思維。儒家對人性持樂觀評價,將良好統治的希望寄託於賢明君王身上,期待明君帶領國家進入太平盛世。美國學者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指出,儒傢俱備道德完美的可能性,所以儒家甘願成爲皇帝的依附者:“當一個王朝還能正常運作時,他們便爲王朝的君主們披上一件道德外衣,但這將掩蓋統治的真實基礎。當儒家虛僞地、甚至是奴才似的將道德獻給皇帝時,他們似乎真正成了他的工具。”

毛澤東當了皇帝還不夠,還要將“天地君親師”中“師”的地位從孔子那兒奪走。五四激進知識分子用文章未能打倒的“孔家店”,被毛用政治運動的方式輕輕推倒。孔子不再是萬世師表,毛纔是“偉大的導師”。毛的“四個偉大”的提法,雖然此前陳伯達和康生已提出,但正式出籠卻是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林彪題詞的手跡發表在《人民日報》第一版毛主席像下面:“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偉大的導師這個稱謂排在第一,這個次序是不能改變的。古代的皇帝不敢篡奪孔子的導師身份,毛是第一個兼有導師(祭師)身份的皇帝。

毛澤東是皇帝和導師,是偶像崇拜的焦點,文革中諸如“早請示晚彙報”之類的崇拜儀式的興起,可以歸入政治宗教的維度——毛髮明瞭一種古今結合的現代政治宗教。美國學者埃米利奧·金泰爾(Emilio Gentile)將政治宗教界定爲“一種通過把世俗實體神化爲神話,把某種意識形態、某種運動或某種政治統治奉爲神明的宗教形式,標榜其作爲人類塵世存在的意義與終極目標的重要的、無可置疑的來源”。在中國,對毛的崇拜取代了先前的一切忠誠與信念體系,毛的革命信譽和大量的媒體報道使得毛在公共話語中被神聖化了。

毛澤東喜歡讀什麼書?


丹尼爾·里斯(Daniel Leese)《崇拜毛: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辭崇拜與儀式崇拜》。(Public Domain)
丹尼爾·里斯(Daniel Leese)《崇拜毛: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辭崇拜與儀式崇拜》。(Public Domain)

中共官方的宣傳機器直到今天還在塑造毛澤東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形象,實際上毛澤東是余英時所說的“打天下的光棍”。毛的真本領是在他對於中國下層社會的傳統心理的深刻認識,此“下層社會”並非千千萬萬安分守己的農民,而是那些三教九流、痞子光棍,即社會邊緣的人物。毛確實好讀書,學者周有光曾到過毛的書房,一眼看出門道:毛的藏書全都是平放的線裝書,而稍有豎方的西方著作(包括馬列著作)。毛最喜歡讀的是“稗官野史”,如《水滸傳》、《三國演義》之類,毛在文章中引用較多的是這兩部小說中的典故。毛的“史學”最初也是從蔡東藩所編著的《中國曆代通俗演義》入門的。一九三六年在延安,他曾特別打電報給特務頭子李克農:“請購整套《中國歷史演義》兩部(包括各朝史演義)。”

毛以朝堂爲江湖,以共產黨爲會黨。研究毛讀什麼書,就能破除其個人崇拜。學者錢理羣指出:“毛澤東本人,從小的反抗思想資源之一是《水滸傳》,江湖社會對他有吸引力,可見他是有流氓氣息的。”那些幫助毛澤東打天下的元帥和將軍,多半屬於毛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說的“痞子階層”。在毛的鼓動之下,“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打打閒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人物登上歷史舞臺,成爲革命先鋒。毛總結說:「流氓地痞之向來爲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爲農村革命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當時,地位比毛高的陳獨秀與李維漢覺得此類表述不符合馬列主義,建議毛刪去。後來,中共出版毛選時,對該文做了大量刪改。

在毛的同代人中,對其性格、爲人及統治術瞭解最爲深刻者,是歷史學家傅斯年。傅斯年早在三十年代便在理論層面對中共的權力運作方式作出深入分析:“階級鬥爭”是中共掩蓋無止境權欲的面具,中共利用挑動八種仇恨來奪權。一,中國人恨西方人;二,窮人恨富人;三,尋常人恨地位超過自己的人;四,低能者恨高能力同事;五,低薪僱員恨高薪僱員,無名者恨知名者;六,農村人恨城市人;七,子女恨父母;八,年青人恨長輩。傅斯年留洋時曾研習心理學,他認爲,中共的“階級鬥爭”就是把人的仇恨和報復欲合法化。如果說基督教的核心價值是愛,那麼共產黨的核心價值就是恨。

一九四五年七月,傅斯年作爲國民參議會成員訪問延安,傅和毛在北大是舊識,毛對傅很熱情,他們單獨聊了一夜,天上地下都談開了。談到中國的小說,傅發現毛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小說在內,非常之熟悉。傅得出結論:毛從這些材料裏去研究農民心理,去利用國民心理的弱點,至多不過宋江之流。

讀什麼書,成爲什麼樣的人。每當即將開始新一輪政治鬥爭之時,毛推薦給身邊高級官員閱讀的,不是馬列經典,而是中國古典的小說和史籍。文革後期,毛讓上海寫作組標註若干古籍的“大字本”,並指定篇目給身邊的心腹閱讀,如讓林彪看《三國志·郭嘉傳》、讓許世友看《清史稿·張勳傳》、讓姚文元看《舊五代史·李襲吉傳》、讓江青看《後漢書·李固傳》、讓王洪文看《後漢書·劉盆子傳》等。文革史學者李遜指出:“這些古書是毛澤東內心深處的帝王權術話語,毛澤東以推薦古書的方式旁敲側擊讓對方領會。”《水滸傳》、《紅樓夢》等文學作品也是毛開給高級官員的“必讀書目”。

個人崇拜從來沒有離開中國


《崇拜毛: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辭崇拜與儀式崇拜》一書的作者丹尼爾·里斯(Daniel Leese)。(Public Domain)
《崇拜毛: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辭崇拜與儀式崇拜》一書的作者丹尼爾·里斯(Daniel Leese)。(Public Domain)

在井岡山時代,毛以梁山泊的“山大王”晁蓋自居。到了延安之後,就儼然有小朝廷的氣象了。女作家丁玲常常到毛的窯洞中聊天。有一次毛澤東突然問:“丁玲,你看現在咱們的延安像不像一個偏安的小朝廷?”丁玲知道開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沒有文武百官嘛!”“來,你先開個名單,再由我來封文武百官就是了。”丁玲沒有開名單,只是報人名。毛在這些人的名字下面寫官職,這個是御史大夫,那個是吏部尚書、兵部尚書什麼的。弄完了這個,毛突然又說:“既然是個朝廷,那就無論大小,都得有三宮六院呀!來,你再報些名字,我來封賜就是了。”一聽這個,丁玲馬上站起來說:“這我可不敢!要是讓賀子珍大姐知道,她肯定會打我的。”丁玲後來說:“這儘管是玩笑,但也說明了毛主席的頭腦中確實是有帝王思想啊!”對此,學者康正果指出:

“布爾什維克的洋詞彙僅爲其堂皇的表面,所包裝的內核則來自粗野黑惡的本土資源。毛澤東從小熟讀《水滸傳》,書中的‘小說教’——好漢主義——對他影響至深。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論一經毛詮釋,就統統被導向草莽江湖上血腥報復的暴行。”

從個人的語言風格來看,毛在任何場合都敢於講最粗俗下流的話,甚至是充滿色情意味和性暗示的、嚴重羞辱女性的言論。首先,這是爲了吸引“痞子階層”,毛的文章和講話使用這個階層喜歡的粗鄙語言,讓這個羣體認爲毛是他們的“自己人”,進而完全信任和崇拜毛。其次,毛故意以此刺激和打擊菁英知識分子的自尊心,讓知識分子放棄此前接受的西方現代文明的薰陶和文雅的表達方式,接受毛的語言,徹底向毛屈服和投降。

個人崇拜從來沒有離開中國,中國人沒有崇拜的偶像就活不下去。在這個意義上,我並不同意爲本書作序的學者唐少傑的看法:“崇拜毛澤東作爲某種反宗教的準宗教,其運行、嬗變、結局比起人類史上已有的其他全部崇拜,真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崇拜毛澤東的活動及其形式比起其他任何崇拜,失敗得更加徹底,異化得更加全面,破碎得更加慘重!”唐少傑對中國表面上的進步過於樂觀了——君不見,毛澤東像仍然掛在天安門城樓上,搖滾歌星崔健說,“只要天安門上還掛着毛主席像,我們都還是同一代人”;君不見,北京天安門一側的毛主席紀念堂門口每天絡繹不絕地有排隊入內參觀的人羣;君不見,很多出租車和私家車的車內後視鏡旁邊掛着小小的毛澤東像、用以保佑出入平安?你可以想象在德國出現類似的、民俗化的崇拜希特勒的形式嗎?

在本書的序言中,里斯已經敏銳地感受到,個人崇拜可能會在中國捲土重來,習近平再一次有意識地培育其公共形象,使這種形象在視覺上和言辭上都足以被稱爲來自中央所精心策劃的領袖崇拜。曾經在文革中充當毛的筆桿子的戚本禹在去世前特別寄望於習近平成爲第二個毛澤東,“哪怕做不到毛澤東,能趕超普京也行”。

而中國的政治事件演進得比外國學者的預測更快——本書出版後三年不到,習近平的個人崇拜就已鋪天蓋地,習近平的畫像掛在了教堂、清真寺和佛教寺廟中供人們頂禮膜拜。這表明中國雖然“改革開放”三十年,其民情與國民性跟毛時代相比並未發生質變,就如同清末雖然搞了數十年的洋務運動,卻仍然發生義和團拳亂。習近平即便不打算追隨毛的以文革來摧毀既有秩序的革命模式,也在刻意培植領袖崇拜的氛圍,使之成爲團結黨和羣衆的“工具”——習反覆強調“不得妄議中央”及“定於一尊”。作爲暴君,習近平的“成色”遠不如毛,但形塑毛的黨的宣傳機器數十年不變,在網絡時代,網絡巨頭騰訊、百度、阿里巴巴等亦加入其中,使之升級換代、威力翻倍,故稱之爲“數位極權主義”。

習近平:以毛爲師,以神自居


2019年9月30日,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來到毛主席紀念堂,向毛澤東同志坐像三鞠躬,並瞻仰了毛澤東同志的遺容。(組合資料圖/法新社)
2019年9月30日,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來到毛主席紀念堂,向毛澤東同志坐像三鞠躬,並瞻仰了毛澤東同志的遺容。(組合資料圖/法新社)

二零一五年,中國最後一號禁書令,是查禁清華大學教授、歷史學者秦暉的《走向帝制》一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一事件恰好發生在官方規定的“憲法日”(十二月四日)。其實,書中的大部分文章,此前數年都在中國國內媒體公開發表過,談論的是一百年前清末民初的歷史,對中共當下的統治並不構成直接威脅。這樣一本學術著作,爲什麼仍然被禁呢?

原因很簡單:習近平要“走向帝制”,豈能容知識分子宣揚“走出帝制”?針對該書被禁事件,有評論文章分析說:“作爲讀者,我們隱約可以猜測到:可能正是由於作者將周朝滅亡之後三千多年的中國歷史以‘秦制’加以概括,暗示了中國至今仍然處於帝制社會,專制仍是中國政治的底色,從而引來了審查者的嚴重不滿的原因之一。”中國是帝制社會,這是衆所周知的事實,卻又是最高國家機密。

中國可以表面上複製西方的議會制度,制訂紙面上的憲法,卻不明白議會制度和憲法背後價值和宗教信仰的支撐,只移植樹苗,卻不知道樹苗賴以成長的土壤更加重要。所以,從清帝國末期頒佈憲法以來,中國擁有憲法已經一百多年,但從來沒有實現真正的憲政。

憲法對獨裁者而言,只是一紙空文,想改就改。習近平修改憲法、廢除國家元首(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在全國人大幾乎得到全票通過。這是對憲法最大的羞辱,這也再次顯示全國人大根本不具備合法性,不是最高立法機構,而是習近平的橡皮圖章。

習近平的思想資源大都來自於毛,他的青年時代在毛的統治下,雖然其家庭是毛的暴政的受害者,但他卻以毛爲師。二零二零年四月,中國的武漢肺炎疫情剛剛緩和,習近平即赴陝西考察,在西安交通大學兩度提道“西遷精神”與毛澤東五十年前所作的批示楓橋經驗。習近平在西安交通大學西遷博物館向師生髮表講話說:“大的歷史進步都是在一些重大的災難之後,我們這個民族就是這樣在艱難困苦中歷練、成長起來的。”一九五五年,中共將民國時代美國幫助建立的上海交通大學大部遷往西安,這是六零年代“三線建設”的前奏,是內陸中國對海洋中國的反噬,也是傳統中國對西化中國的侵蝕。而所謂的“楓橋經驗”,指的是上世紀六零年代初,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提出的一套“發動和依靠羣衆,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的經驗。一九六三年毛澤東親筆批示“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由此“楓橋經驗”成爲毛澤東時代政法領域內“羣衆路線”的一個楷模。習近平效仿毛的“西遷”政策和“楓橋經驗”,意味着習已經意識到武漢肺炎之後中國將與西方脫鉤,中國的經濟中心要西移,中國對內控制還要收緊,要用高科技的監控技術來升級“楓橋經驗”,使中國社會成爲“網格化”的動物農莊。同時,也表明習近平贊同數年前朱德的孫子、中國鷹牌將領朱成虎的戰爭宣言:一旦中美髮生戰爭,“中國人已做好西安以東城市全數遭到摧毀的準備,當然,美國也必須做好準備,美國西岸一百多個或二百多個、甚至更多的城市可能被中國摧毀”。

另一方面,習近平的統治術也成爲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幽暗的部分。習近平常常引用《商君書》等法家經典及《孫子兵法》,二零二零年四月七日,中國官方媒體央視網推出《習近平戰「疫」兵法》系列文章,文章稱:“從‘遭遇戰’到‘阻擊戰’,從‘重中之重’到‘人民戰爭’,從‘頭等大事’到‘全面勝利’……觀勢、謀局、落子,總書記在親自指揮這場人民戰爭的過程中,很多對策、措施與中國古代兵家思想高度契合。”這五篇文章通過中國古代兵書《孫子兵法》中的“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等語句概括、分析習近平在此次疫情防控中的措施。文章提到“致人而不致於人”,將習近平的部署這樣與古代兵法聯繫起來:“從疫情之初果斷‘封城’,到以‘中國速度’同時間賽跑,再到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經濟社會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指揮這場戰‘疫’的各個階段,每每以見葉知秋的眼光和大國領袖的擔當因時因勢果斷作出決策部署,爲這場人民戰爭贏得了時間、爭取了主動,成爲‘致人而不致於人’的生動示範。”系列文章也明確指出,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而制度優勢正是我國的最大優勢,也是戰勝疫情的最可靠保證”。

習近平將武漢肺炎當着中國的“制度優勢”,是典型的將喪事當做喜事辦。既然中國擁有制度優勢,既然在國內順利實現“定於一尊”(中國街頭的標語已經出現“黨和政府就是天”的字眼),那麼下一步就是 “一帶一路”的第二階段——輸出“制度優勢”。習近平自信滿滿地聲稱,他輸出的不是革命,而是“制度優勢”。習近平不僅不接受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觀念秩序,反倒要用“秦始皇加希特勒”的共產黨中國的觀念秩序來取而代之。這將是一戰、二戰、冷戰和反恐戰爭以來,西方基督教文明和觀念秩序面臨的第四次挑戰,也是最爲嚴峻的挑戰。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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