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叶利钦，以及叶利钦所推动的苏俄的社会转型，就得了解俄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波兰作家、记者卡普钦斯基的《帝国》一书无疑是关于这个主题的最好读物。《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当我们的孩子想要学习二十世纪晚期的历史……当他们想知道，为何革命总是一次又一次背叛了它前行革命者的初衷，他们应当阅读卡普钦斯基。”作为波兰通讯社唯一的国外特派员，卡普钦斯基从一九三九年起便一直在观察和研究苏联的体制及变化。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前后，他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捕捉一个民族与时间对抗的惊人经历，以及人们对未来的恐惧与希望。
叶利钦最大的政治遗产是面向自由
叶利钦的政治遗产，至今在俄国和在世界范围内，仍然饱受争议。在位期间，叶利钦为了捍卫总统的权威，甚至动用军队炮轰由保守派把持的议会，行政分支与立法分支兵戎相见，这在现代西方社会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在刚刚踏入两千年的时候，叶利钦没有任完法定的总统任期，却宣布辞职，让位给选定的接班人普京，漂亮地走下权力宝座，此后得以安享晚年。但是，叶利钦未能为俄罗斯建构起稳定的民主宪政的制度框架，也未能从根本上扭转经济滑坡的困境，使其历史地位大打折扣。对此，卡普钦斯基的分析是：“叶利钦和他的专家顾问们对于改革的预估都太过乐观，忘记了改革就是意味着改变现实，而现实就是一块用血和钢铁琢磨七十年而成的花岗岩大圆石！必须花费多少时间、精力和金钱，才能弄碎这颗政治大顽石！我认为这个国家的倒退、贫困、疏忽与毁灭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期望在一年内就有明显的进步，时间实在太短了，让我们再等个十年、二十年吧！”
叶利钦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功，主要是因为他的敌人并没有随着苏联的解体和苏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而消失。卡普钦斯基指出，叶利钦上台之后，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到与旧体制作斗争上面，而无暇在建立新制度上做得更多。首先，是原封不动存留下来的庞大的管理系统，尤其是在政府机关、经济事业、军事机构和警察单位。他们大都是旧制度的获利者，因而也是变革的阻力。其次，是延续数十年的具有大灭绝特征的迫害和屠杀，以及由此造成的人们的麻木和恐惧的心态。人口统计学家塞尔吉•马桑杜瓦的数据相对较低，即便如此，他亦认为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五三年间，有五千四百万苏联公民非正常死亡。第三，是社会上普遍的贫穷，住房的贫乏、生活的贫乏，“生活中没有什么能给予他们欢愉，让他们欢喜，和感受热情的了”。第四，是社会上惊人的道德败坏的程度，人们对腐败和犯罪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第五，是生态的蹂躏，受污染的河川和湖泊，核废料到处倾倒，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危险之中。这些情况在今天的中国都存在着，而且因为中共当局尽量延宕政治体制改革，使得这些方面的状况愈加恶化。
那么，中国人如何看待叶利钦呢？叶利钦逝世之后，在中国的媒体上，惟一发出独立见解的，是《南方都市报》。该报发表的社评题为《叶利钦最大的政治遗产是面向自由》。这也是许多中国改革派知识分子对叶利钦具有相当好感的根本原因。作为苏共体制内的高级官员，本来已经进入政治局，还可更上层楼，为了自由，他却反戈一击，直至被开除出党。由此，他走向民间，以选举撼动原有的庞大的官僚机制。如今，虽然俄国仍然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艰苦跋涉，普京这样的强人颇具威权主义风格，但民众有如此之共识：任何人都无法将俄国拖回到斯大林时代去了。叶利钦带给俄国人民的自由的滋味，人们尝过之后，那美好的味道没有人会忘记，正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自传中所说：“苏联存在了七十四年，对亿万人民来说，这段时期就是他们的整整一生。无论是生还是死，他们都处在压迫之下。同样，对于那些能够活着看到一九八九年的‘丝绒革命’和一九九一年流产的苏联政变的人来说，重新获得自由是一段永远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夺走的经历。”
因为功利主义，中共暂不批判叶利钦
苏联解体之后，中共政权从中吸取的教训却是绝对不能搞公开化、新思维和政治体制改革。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对前苏共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一直充满恶评。胡锦涛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将戈尔巴乔夫定位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警告党内必须防止出现戈氏式人物，就好像当年毛泽东害怕党内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一样。其实，戈尔巴乔夫一直都试图保存苏联和苏共，力图在体制内推动改革；而真正下决心终结苏联和苏共的却是叶利钦，叶利钦对保持旧制度毫无兴趣。但是，中共从来没有像攻击戈尔巴乔夫那样攻击叶利钦，即便是在叶利钦下台之后也没有发动宣传机器对其妖魔化。这是什么原因呢？
中共暂时没有抨击叶利钦，不是胡温对叶利钦的改革心有戚戚焉，而是出于功利主义的考量。首先，叶利钦与俄罗斯实权派的关系远比戈尔巴乔夫更为紧密。戈尔巴乔夫下台后，对政坛的影响力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而近十年来掌握俄国实权的普京则是叶利钦亲自选择的接班人。叶利钦固然不会垂帘听政，但普京等人对其仍然相当尊重。所以，批判作为明日黄花的戈尔巴乔夫，俄罗斯方面不会太在意；而批判叶利钦，将会直接影响到中俄关系。而中国虽然受苏俄之害颇多，却仍然寄希望于“联俄抗美”。在此背景下，中共批戈捧叶乃是其一惯的作派——“柿子专拣软的捏”。
其次，叶利钦在其任内大大改善了苏联时代尖锐对峙的中俄关系。叶利钦曾经四次访问中国，与江泽民把酒言欢，建立其相当良好的个人关系。这恰恰表明俄罗斯几个世纪以来一以贯之的实用主义外交传统。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之后，中俄之间的政治制度不再相同，在中国仍然被尊为“四项基本原则”的那些内容，如共产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等，在俄罗斯已经成为臭名昭著的历史名词。但是，俄罗斯与中共之间却保持着比昔日意识形态相同的时期更为正常甚至密切的关系，俄罗斯成为近年来对华军售数额最大的国家。这是短期的国家利益对意识形态的差异的超越。
所以，在叶利钦生前，中共尽管不喜欢他，但为了实际利益考量，还是尽量拉拢之。另一方面，在叶利钦去世之后，中国媒体大都不敢正面评价他当年挑战苏共当权派、终结共产党一党独裁体制的历史性贡献，而只能“顾左右而言他”地报道一些关于他的花边新闻。
温家宝为什么成不了叶利钦
温家宝自称喜欢读书，我就推荐他读一读卡普钦斯基的《帝国》，以及叶利钦的自传《午夜日记》。在一九九一年的“八•一九”政变当中，叶利钦不顾生命危险，挺身而出，站在一辆坦克上发表演讲，最终挫败了苏共保守派拉倒车的政变。当时，那充满戏剧性的一幕，给刚刚经历了天安门屠杀的中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前，叶利钦挑战戈尔巴乔夫，遭到苏共一致围剿的时候，即便自杀也拒绝屈服，这与胡耀邦被非法罢黜之后痛哭流涕并写检查形成鲜明之对比。胡耀邦和赵紫阳等中共党内改革派，均不具备叶利钦的气魄和果敢。更不用说赵紫阳最后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时候，站在其背后、紧闭着嘴巴、神情紧张的温家宝了。当然，这里面既有他们的个性及具体处境的差异，也有国情与政治模式的不同。
温家宝上台以来，说了不少好听的话，但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无所作为。许多观察家对温家宝不无“同情的理解”，他们说，温家宝不是第一把手，不掌握最高权力，因此不具备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然而，我们看叶利钦的履历就一清二楚：叶利钦挑战戈尔巴乔夫的时候，他只是一名新晋的政治局委员和莫斯科市委书记，在党内的排名只有七八位左右。那时，叶利钦所拥有的民意支持和能够动用的体制内的资源相当有限，他却敢于放弃党内的地位和特权，向民间沉潜，终于脱颖而出，成就伟大的事业。与之相比，今天的温家宝是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在国务院系统可以调动不少资源，拥有不少的民意支持，如果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条件比当年的叶利钦好得多，他并非不能也，乃是不为也。
另外一个差异就是，当时作为高级官员的叶利钦，尽管在共产制度下享有“超级共产主义”的优越生活，但他和家人并未深陷到腐败体系之中。这就使得叶利钦在倡导改革的时候理直气壮，有充裕的回应政敌攻击的回旋余地。而温家宝家族早已参与了瓜分国有资产的竞技比赛，他的妻子和儿子都已经腰缠万贯，比起政治局的其他同僚的家族的腐败来毫不逊色。故而，温家宝与政治局的同僚们在利益上有着更大的纠缠，遂使得其推动政治改革的动力不复存在。
那个不可一世的苏联帝国一夜之间便像纸房子一样坍塌了。在《帝国》这本“多声部”的作品中，卡普钦斯基通过此种写作方式精确地描述出苏联帝国最大的特征乃是“溃散”。那么，中国呢？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温家宝有没有听到历史冷峻的回音？中共内部至今看不到出现一个叶利钦式的人物的可能性。由于优败劣胜的人才选拔方式，政治局的“九个小矮人”当中，不会出现像叶利钦这样的、以超越个人利益得失的气度和胸襟完结共产党体制的卓越人物。温家宝成不了叶利钦，他不敢面对叶利钦的遗产。这既说明温家宝缺乏基本的民主素养和历史眼光，亦说明中共的制度比苏共更为僵化和没有人性。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