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知识分子
据小说主人公万坚所闻，杨教授的猝然病倒可能起因于他和系领导之间琐碎的冲突：一是系主任宋教授嫉妒杨教授的学术成就，在其提升正教授的事情上制造一系列障碍；二是杨教授赴北美做短暂的学术访问回国后，彭书记要让他自付往返的旅费。正如《等待》（哈金的另一部英文小说）中那个等着办离婚和再婚手续的军医一再遭受有关上级的拖延，《池塘》（哈金的另一部英文小说）中等待分配住房的工人因拒不行贿而备受主管干部的刁难，杨教授也遭遇书记和主任给他穿小鞋的麻烦，陷入卡夫卡式的「城堡」之中。哈金一直在写芸芸众生「渺小的不幸」，他们在面对如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时，只能表现为怯懦与恐惧。在中国，那种阴沟里的臭味，四处弥漫，如影随形，人人身上都沾满了这样的气味。最终，人的精神承受不了这种腐烂的氛围，在长久的忍耐之后爆发为疯狂。
杨教授发疯的表现之一是：在昏迷中高唱毛时代的红色歌曲，背诵毛语录，都都囔囔地重复《人民日报》社论中的陈词滥调，并以首长的口气发表演说、宣讲政策，大言不惭地向虚拟的听众宣告从政当官的宏愿。中国是一个「高压锅」社会，在严峻的生存压力之下，各个阶层的人都患有或轻或重的精神疾病，只是大部分人在日常生活中将其精神创伤深深隐藏起来，只有少部分人由于某种契机的诱发而爆发——比如发病（发疯）的杨教授，比如跑到幼儿园去杀孩子的暴徒，比如逃进美国领事馆的薄熙来的打手王立军，比如那些在广场上唱红歌和跳忠字舞的大爷大妈。
不过，在杨教授的疯言疯语中，也包含着不少的真知灼见，就好像《世说新语》中的那些精彩片段，中国人的真话只有在佯狂的状态下才能说出来。杨教授滔滔不绝地批判中国社会的种种乱象，更犀利地批判包括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的奴性：「中国哪有知识分子？笑话﹗谁受过大学教育就叫做知识分子？事实是，人文学科的所有人都是小职员，理工科里的所有人都是技术员。告诉我，谁才是真正独立的知识分子，那种又有独创性思想又讲真话的人？我一个也没见过。我们都是国家的哑吧劳工——是退化的人种。」
杨教授与万坚，象征着中国的两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与反抗。故事的场景几乎都发生在医院，象征着两人精神上「孤绝」的处境。「当时稍微有思想的人，都在孤绝的状态。」哈金如此形容一九八○年代的中国。他藉半疯的杨教授指出中国的真相：在那样一个「没有独立的人、独立的脑子」的时代，根本没有知识分子生存的空间。一九八○年代后来被人们在回忆中不断加以美化，哈金却并无玫瑰色的浪漫想象。哈金不是因为六四屠杀才逃离中国，他与高行健一样，在六四之前就选择了离开。他们都比刘宾雁式的「第二种忠诚」的爱国者更敏感、更自由主义和更个人主义。哈金在一首诗中写道：「看在上帝的份上，放松些吧。／别没完没了地谈论种族和忠诚。／忠诚是条双向街。／为什么不谈谈国家怎样背叛个人？／为什么不谴责那些／把我们的母语铸成锁链的人？／这条锁链把所有不同方言／禁锢在执政的机器上。／是的，我们的语言曾经像条河，／但现已萎缩成一个人工池塘，／你被困在其中，半死不活，／像宠物一样去服从和取悦。／所以我宁可在英语的咸水里／以自己的速度爬行。」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