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解讀 | 余杰：戴笠是魔還是神？-魏斐德《間諜王：戴笠與中國特工》

戴笠之死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上午十一點，國民政府的二二二號專機從青島出發飛往上海。除了機組人員之外，一共有九名乘客，其中一人身份顯赫。

當他們在空中飛行時，沒有雷達的飛行員從無線電中獲悉上海正值暴雨如注，於是轉飛南京，結果南京也是滂沱大雨、雷電交加。空軍派出四架飛機導航，但云層太低，無法與專機取得聯繫。下午一點多，專機發出“正在降落”的信號之後，便與地面失去了聯繫。

差不多與此同時，在江陰市岱山的丘陵之間，有村民驚恐地發現一架飛機撞在山頂，一聲爆炸巨響後便是萬丈火焰。天氣剛好轉，航空委員會、中國航空和美國海軍一同趕赴現場搜尋，沒有發現一個倖存者。當局壓下了這個消息。直到五天之後，上海《申報》才率先報道噩耗：

國家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戴笠將軍乘飛機從北平途徑青島飛往上海，因飛機在南京西南郊外撞到馬鞍山山頭墜毀而死亡。據悉，他燒焦的屍體已被確認。

因爲戴笠的特殊身份，各種流言很快流傳開來。有人說他死於國民黨黨內派系鬥爭，有人說是共產黨特務在飛機上安放炸彈，也有人說是蔣介石下手除掉這個權力逐漸不受控制的打手，甚至還有人說戴笠設計了一個金蟬脫殼之計，死的是替身，他本人躲藏在南美某個國家。

不過，大量證據表明，在飛機殘骸中發現的那個渾身燒焦、失去右手和右腿的遺體，就是戴笠。軍統的調查人員根據特別的牙板、羊毛內衣殘片以及中美合作所的美方負責人梅樂斯（Milton E. Miles）四年前在重慶送給戴笠的高級自動手槍，確定了他們上司的身份。就像戴笠的手下沈醉對與戴笠有深厚友誼的胡宗南所說的那樣：“經過多方調查，證實沒有什麼人對他進行謀害，的確是由於氣候關係，駕駛員不慎撞在山上失事。”

戴笠死的時候，國共之戰如火如荼。戴笠的擁護者認爲，如果他沒有在墜機事件中死去，中國共產黨就不會在內戰中取勝。有傳言說，蔣介石逃到臺灣之後哀嘆，“若雨農在，何至於此”。蔣將戴笠倚爲左右手，逃到臺灣之後繼續追悼戴笠。雖然戴笠從未到過的臺灣，臺北卻有以之命名的雨農路、雨農小學和雨農紀念館。

然而，四十九歲就死去的戴笠即便能長命百歲，也不是中華民國的救星和共產黨的剋星。沒有哪個祕密警察頭子可以拯救他的主人和他的帝國，正如無論希姆萊屠殺多少反對納粹的人士，也不能扭轉二戰的戰局。戴笠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影響被過分誇大了，關於戴笠的事蹟，包括他領導破譯了日軍密碼並提供給美方，很多都是加油添醋的演義，很多都是虛無縹緲的神話。

美國學者魏斐德在戴笠的傳記《間諜王》中指出，像戴笠這樣一個模糊不清的“異種”是無法用“好人”或“壞人”這樣的簡單語言來概括的。戴笠一度是法西斯恐怖的象徵，現代警察國家的化身，嚴格的儒家理想的執行者。在戴笠永不休止的夢想中，他是傳說中的中世紀那些王朝在頹落時應運而生的戰略家們的一個雄心勃勃的繼承人。在本書的後記中，魏斐德自我質疑爲什麼會替戴笠作傳，自嘲說“我自己恐怕是戴笠無意中的獵物之一”。

戴笠是一名執着於自我實現的“鳳凰男”

戴笠出生於浙江江山縣，少年時代即喪父，家境由小康陷入困頓，母親幫人縫縫補補，含辛茹苦地將他和弟弟養大，其生活境遇跟魯迅很相似。戴笠只接受過初級教育，母親希望他以鄉村小學教師的身份安穩過一生。但他忍耐不了小縣城的無邊寂寞，懷着萬丈雄心跑到上海闖天下。

之後的故事幾乎就是一個青春立志的經典版本：戴笠結識了上海警備司令楊虎，並經過楊虎攀附上了上海幫會老大杜月笙，三人很快成了結拜兄弟。楊、杜都已是獨當一面的大人物，此時的“戴春風”（戴笠原名）還是名不見經傳的“小癟三”，楊、杜願意與之結拜，顯然是發現他身上有非同一般的潛力。若是一般人，就會對在楊、杜的關照下在上海灘有一席之地而感到滿足；但戴笠不是一般人，他還要繼續往上爬，上海這個舞臺太小，整個中國纔是他的舞臺。

很快，戴笠又認識了跟他一樣當過小學教師的胡宗南，用魏斐德的話來說，他們都是自以爲是的、野心勃勃的、以天下爲己任的“流氓知識分子”。在二十世紀二零年代的大城市裏，有另外一羣受西化教育和五四思潮影響的大學生和知識分子，他們明顯比青年戴笠、青年胡宗南高出一個位階。他們發現理想與現實的巨大落差，滿腹牢騷，甚至產生幻滅情緒，“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來”，如同俄國詩人萊蒙托夫《當代英雄》中頹廢派的主人公，也如同葉聖陶《倪煥之》中作爲“多餘人”的主人公，他們還沒有投入這個轟轟烈烈的競技中，就自動選擇出局。而戴笠、胡宗南跟他們不一樣，“小鎮青年”沒有頹廢與虛無的本錢，對實現權力的嚮往更加熾烈，並更加願意採用搞革命組織或軍事訓練等其他方法來表達個人意願。

當孫文在廣州建立一個打着“革命”旗號的割據政權時，北方尤其顯得暮氣沉沉。對於“有志青年”而言，作爲未來有望飛黃騰達的奠基石，廣州的黃埔軍校比皇城根下的北京大學更具吸引力。這一年，戴笠剛剛三十歲，聽到“革命朝氣在黃埔”的說法，就自改其名，取晉代周處《風土記》中“卿雖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雖步行君騎馬，他日相逢君須下”的句子，以“雨地寒士”自我勵志，更名戴笠、字雨農，與胡宗南一起投考黃埔軍校。胡宗南因爲身材矮小差點被拒之於門外，戴笠有幸考入黃埔第六期騎兵科。更令他喜出望外的是，幾年前在上海灘有過幾面之緣的、同樣落魄的蔣介石，此刻當上了威風凜凜的黃埔軍校校長，更是革命政府中炙手可熱的明日之星。

戴笠不會放過前去投效蔣介石的機會。蔣介石最初想要將他當作“勤務兵”使用。但戴笠想用其他方法使自己成爲蔣身邊的紅人。他作爲校長和總司令的“犬馬”，成了一塊人工海綿，拼命吸收他認爲蔣會感興趣的信息。每隔幾天，他就會以簡單摘要或單子形式寫成的情報送到蔣的辦公桌上。蔣慢慢意識到這些材料的價值，開始命令戴笠在黃埔軍校收集同學的言論。

一日爲特務，便終身爲特務，這是一個無法回頭、不能轉行的職業。戴笠把自己的命運與蔣介石緊緊地捆綁在一起，爲了蔣介石，肝腦塗地而在所不惜。另一方面，蔣介石也賦予他穿越黨政軍各領域的最大權柄。戴笠在軍界只有少將軍銜，在黨內甚至沒有參加中央全會的資格，在他一手創建的軍統局他長期只有副局長的名分，但是，他雙手沾滿鮮血，所有人都害怕他。他從不接受採訪，從不澄清那些關於他的可怕傳聞，在自己身邊形成了一個恐怖的磁場。

爬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位置，戴笠算是成功了，但他的成功又是他的失敗。他爲了成功而不擇手段，是某種“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也是文明、自由與法治的敵人。

戴笠更像錦衣衛，而不像蓋世太保與克格勃

戴笠意外墜機身亡後，名律師章士釗爲他寫了一副意味深長的輓聯：

生爲國家，死爲國家，平生具俠義風，功罪蓋棺猶未定；

譽滿天下，謗滿天下，亂世行春秋事，是非留等後人評。

這副對聯的弔詭之處在於，章氏揭示出戴笠是一個生活在“尷尬時代”的“尷尬人物”，戴笠之所以充滿爭議，不單單因爲他是祕密警察頭子，更是因爲他生活在一個歷史學家唐德剛所說的“出三峽”的轉型時代：中國正在從昔日的“天下”轉型爲“國家”，中國人也正在從“臣民”、“草民”、“暴民”轉型爲“公民”，而傳統的“士大夫”也在轉型爲“知識人”，這個過程是漫長而痛苦的。就連留美多年、最西化的胡適都未能完全轉過來，胡適去世時，蔣介石給胡適的輓聯是恰如其分的——“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那麼，從未出過國、也不懂外語的戴笠，“轉向現代”的部分就更少了，所以章氏纔會說他“平生具俠義風”、“亂世行春秋事”，分明就是從《戰國策》、《史記》、《水滸傳》和《三國演義》裏面走出來的人物。

戴笠的同學徐亮回憶說：“人稱戴笠是英雄，我以爲是怪物。這種人醉心事業，連皮肉痛苦，都能忘記，非怪物而何？”一位美國軍官這樣描述中等身材、體格魁梧的戴笠：「他走起路來像是脊粱骨上了鋼條，步子大而有力，像是中國戲臺上的英雄人物誇大了的步伐。他那犀利審視的目光，像是要把人的五官和個性記下來以備日後之用。」戴笠以中國古代的英雄自居，舉手投足刻意模仿戲劇舞臺上的人物，與他接近的文人章君谷形容說：“他勤勉苦學，讀了很多的中國古書，所以他能將儒佛俠精神，兼而有之。”

在戴笠生前，即有人將戴笠與希特勒的祕密警察頭子希姆萊相提並論。一九四五年四月三日，蔣介石檢閱中美合作所的特工們，那天晚上戴笠舉行了一個奢華的宴會，耗盡了他突破日軍封鎖從家鄉浙江帶來的兩百斤珍貴的黃酒。當歌樂山樂隊在演奏美國南方流行音樂時，戴笠突然打斷聚會，堅持發表簡單的演講，他竭力說服美國朋友不要相信關於他的壞話。戴笠通過正式翻譯劉鎮芳語無倫次地說了半天，無非是想表明“我不是希姆萊”，而只是“總司令的戴笠，僅此而已”。

戴笠不是希姆萊，更不是斯大林的貝利亞。希姆萊和貝利亞是受過現代極權主義意識形態洗禮的特工頭子，希姆萊和貝利亞所用的社會控制和恐怖手法都是前所未有的。相反，戴笠從來對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等“半現代”的意識形態不感興趣，甚至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沒有加入國民黨。他是一個沒有信仰的人，他只是對蔣介石一個人表示效忠，如同明朝的錦衣衛、東廠、西廠的太監頭子向皇帝一個人表示效忠一樣。

既然蔣介石最大的敵人是共產黨，那麼戴笠最大的敵人也是共產黨。在共產黨方面的歷史敘述裏，戴笠被妖魔化爲十惡不赦的壞人；而在臺灣某些國民黨人心目中，他仍然是忠貞愛國的典範。讓人驚訝的是，臺灣媒體報道說，二零一八年三月八日，蔡英文總統率領國安會祕書長李大維、國防部長嚴德發與國軍高級將領，前往軍情局主持「戴雨農先生紀念館」重修啓用剪綵。被視爲全局精神象徵的「忠烈堂」，位於紀念館二樓，奉祀幾十年來犧牲同志的靈位，有名可稽者共有四九○三人。忠烈堂的上首是戴笠、鄭介民、毛人鳳等三位初期領導人的遺像，以及蔣介石親題的「碧血丹心」匾額。國民政府遷臺初期的肅清共諜行動，正是由軍情局前身「保密局」執行。蔡英文特別向戴笠銅像致敬，據身邊的官員透露，「司儀還沒宣佈，便主動鞠躬致敬」。這一幕讓人萬分感慨：戴笠陰魂不散，臺灣民主化三十多年後，轉型正義仍未實現。

戴笠從來都是共產黨的特務頭子周恩來、康生和陳賡的手下敗將

戴笠的本事被誇大，實際上，國民黨的特務系統遠比共產黨遜色，戴笠在生前未能擊敗共產黨特務頭子周恩來、康生和陳賡等人。美國記者白禮博指出：“戴笠的祕密警察具有蓋世太保或克格勃的外在屬性，在一處守衛森嚴的辦公場所的陰影中運作，並且只效忠一個有着盛氣凌人的委員長頭銜的人。它的存在是衆所周知的，所以它能激起恐懼，也由於無人知道它究竟在做什麼，它就激發了更多的恐懼。”

相比之下，“四處發展中的延安政權也有着它的祕密警察及其幽靈似的指揮官，康生，他只對被稱爲主席的人負責。然而當時的觀察家們，不論是美國人還是中國人，都似乎從來沒有將戴笠與康生做一比較，這點頗引人注目。中共的安全機構是如此封閉，如此不透明，以至於沒有引起廣泛的公衆注意，由此幾乎不會激發任何懼怕。”戴笠不如康生，是由蔣介石不如毛澤東、國民黨不如共產黨的大背景所決定的，此處的教訓是：“一個被夾在專制獨裁與自由民主兩者之間的政黨將戰略優勢拱手讓給了堅定地站在其中一個陣營或另一個陣營中的政黨。”

在周恩來以及康生的直接領導下，由陳賡、李克農等人負責的中共情報系統，在國民黨的心臟地帶發展了一批“致命的間諜”。中共特務頭子大都有留蘇經歷，將蘇俄克格勃的運作模式全盤引入，這是讓戴笠和軍統集團望塵莫及的優勢。國民黨對共產黨毫無祕密可言：在中原大戰時救過蔣介石一命的韓練成是中共祕密間諜，他被蔣介石譽爲“忠於黨國”的“孤膽英雄”，被蔣介石任命爲侍從室高級參謀，由此國民黨的各種機密作戰情報源源不斷地送到中共手裏，張靈甫在孟良崮全軍覆沒就是其傑作。潛伏在國民黨中央核心機關十五年的速記員沈安娜，凡是蔣介石主持的會議她都是速記的不二人選，國民黨的要員自己還沒有拿到的會議記錄，就已經出現在周恩來的桌子上。

在抗戰和內戰的大部分時期內擔任國軍參謀次長的劉斐，竟然是中共特工。劉斐知道國軍將要採取的每一個重大行動，並迅速傳遞給中共，以至於淮海戰役（徐蚌會戰）的國軍最高指揮官劉峙說：「我們軍隊的每一個行動都常常被共產黨所預知。」

羅家論在一篇口述史中談到一個細節：當年他從東北迴南京述職時，到國防部看見劉斐，當時就發現劉斐冷言冷語的，說什麼國軍作戰不力。同行的廖耀湘將軍出了門就罵：“國防部盡是匪諜，作戰計劃還沒傳到手，共產黨就知道了，這樣下去還能打什麼仗！”果然，一代名將廖耀湘成了中共的階下囚。

羅家論來臺灣之後，有一次在自由之家理髮，旁邊正好就是以前在南京國防部當第二廳廳長的鄭介民，來臺後擔任國家安全局局長（戴笠的接班人），聊天時就問起劉斐的事。羅說：“當年你在國防部第二廳當廳長時，頂頭上司國防部作戰次長劉斐，第三廳廳長郭汝槐是共產黨，難道你一點也不曉得嗎？”

鄭介民說：“我怎麼不曉得！我在當國防部第二廳副廳長時，廳長楊宣誠(海軍出身)就告訴我說，‘劉斐是共產黨，在日本念陸軍大學時加入的，與陳毅、鄧小平屬同一時期。老鄭，你是蔣委員長的學生，說話比較方便，你應該向委員長報告。’我想，要報告也應該由廳長去報告，我又沒有證據，空口報告，豈不會挨一頓臭罵嗎？所以，我們倆誰也沒有去向蔣委員長報告這件事。”

鄭介民又說：“到大陸淪陷時，國防部搬到廣州，再遷香港，後來就分手了。在香港時，國防部的人都住在同一幢旅館裏，後來劉斐住我樓上。有一天深夜，劉斐跑來叫醒我說：‘老鄭，你不要到臺灣去了，國民黨沒希望了。我老實告訴你，我是共產黨，你跟我回大陸去，包你有前途。’我這才恍然大悟，確切證實他是共產黨。”

明知劉斐是共產黨，誰也不敢向蔣介石報告，可見國民黨及其情報系統已陷入麻痹、僵化、毫不作爲狀態。鄭氏是戴笠的副手，也是蔣介石的“天子門生”，爲了保住官位，不顧政權安危，選擇沉默不語。鄭氏如此，戴笠又能好到哪裏去呢？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