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萨哈罗夫还在路上--方励之《方励之自传》(余杰)

2015-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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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励之《方励之自传》(本书封面)
方励之《方励之自传》(本书封面)

既然中国人的理性思考和道德判断都被情感化,因此,又会把“持不同政见者”视为“离心分子”,亦即是说:你在意见上与我不同,就是一种伤感情的“不友好”行为。
--孙隆基


一九八七年秋天,刚刚被邓小平下令开除中共党籍的科学家和民主倡导者方励之,认识了美国国家广播电台夜线新闻主播布罗考,布氏刚採访过新任总书记赵紫阳。布罗考建议,请方励之观看一份中国中央电视台不会播放赵紫阳的採访录影,因为赵紫阳谈到了方励之。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方励之置身于这家美国电台在北京的工作室,观看自己国家领袖的谈话,而谈论的对象是方励之本人。赵紫阳和蔼地对布罗考说着,不时拿起身旁桌上的青岛啤酒豪饮:“在美国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在镇压、整肃知识分子。我个人不同意。过去几年,方励之发表许多言论及演讲,写文章批评中国政府以我们党的政策。……因为他有如此信念,他就不能当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离开党的时候,他们仍将获得尊敬,可以继续在自己专业领域扮演角色。我不认为你可以把这样称为镇压。”

赵紫阳说得没有错。离开共产党对方励之本人来说,确实是一种解脱。但赵紫阳也说错了。他没有料到,真正的镇压很快来临——就连他自己也成了镇压和受害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他也加入了方励之的行列。六四屠杀之后,赵紫阳被软禁在家中,方励之则逃入美国驻华使馆。这两个希望祖国变得更自由和更民主的爱国者,各自付出了失去自由、被攻击和诽谤的沉重代价。在那段隐身于美国使馆一间小屋子的日子裡,方励之奋笔疾书,完成了一本自传。这本自传尘封二十多年,直到方励之于二零一二年在美国去世,才首度面世。方励之说:“我希望,我的自传能说清楚,科学和民主到底如何引导我走上这条‘被通缉’的不归路的。希望每个人都能在历史中,找到自己的坐标,尽自己的责任。”这本自传,可以让他死而无憾。

那个时代的大学,那个世代的校长

方励之的精彩人生是从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开始的。中共建政之后,多次整肃知识界和教育界,大学校长多半被打成“牛鬼蛇神”,受尽屈辱、苟且偷生。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有了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新气象,也有了一批敢作敢为的大学校长,如北大的丁石孙、武大的刘道玉,当然也包括科大的方励之。当时,方励之与校长管惟炎一起,致力于改变毛泽东时代大学沦为愚民教育工具的惨状。作为右派长期被下放劳改,方励之倍加珍惜独立思考和学术自由。他坚持认为,大学的功效是培养“人”,而不是培养“儿子”或“党的驯服工具”。

科技大学处在较为偏僻的合肥,当时仅有学生四千人,远不能与北大、清华等历史悠久、规製宏大的名校相比,但在方励之等人的努力下,科技大学成为八十年代中国思想最为活跃的大学之一。方励之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他们做了几件“小事”——所谓“小事”,在今天看来,件件都惊天动地:严格地分开党和政,各级共产党组织都不得介入有关教学和研究等事务的决策;把经费的分配,教职的聘任、人员的升迁等交给由教授学者等组成的各种委员会决定;教职工代表会和学生代表会有权评议和监督学政,批评系事、校事,甚至党事和国事;取消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取消对学术报告党政治审查。

方励之被免职时,当局给他罗织的罪名是“系统地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办学路线,把科技大学引向了自由化”。对此,方励之反驳说:“对于我,这个‘罪名’是莫大的荣耀。一点不错,在主观上,我们确实想使科大成为一个学术自由的环境。”方励之为科大带来一股新风,但他任职时间并不长,做的事还太少,未能赋予科大以一种强烈而坚韧的校格。一旦他被赶出科大,对科大的影响力迅速消失。尤其是八九镇压之后,整个国家的风气大变,科大也不可能壁立千仞,成了一所丧失人文理想和自由精神的纯理工学校。

三十多年后,再回头看那个时代的大学、那个时代的校长,让人有恍如隔世之感。今天中国的大学,被中共管制得如同铁桶一般严严实实,自由主义思想没有立锥之地。只要稍稍表达一点与官方不同的看法,教授立即遭到举报、围攻和解聘;学生们更是未老先衰,个个都是“精緻的利己主义者”,争先恐后地入党和考公务员。

那个时代,中共还不知道如何对付异议人士

在八十年代之前,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统统被归入“反革命”行列,当局将这一小群人肉体消灭、思想冷冻。八十年代之后,情形有了不同,方励之幽默地表扬邓小平:“邓小平开放中国的政绩之一,是‘持不同政见者’一词进入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许是中国的第一名公开的持不同政见者。”当时,当局对于如何处理持“不同政见者”,举棋不定,是打?是压?以绝后患,还是软处理,以示开明?党内保守派与开明派相持不下。于是,方励之时而是当局批判打压的对象,时而又成了当局“款待的上宾”。

八九镇压之前,方励之有三次与当局对峙的高潮。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方励之应邀到上海、宁波的大学演讲,直接监视他的人物居然是国务院分管教育的副总理万里。方励之到哪裡,万里就跟到哪裡。万里向宁波大学索要方演讲的录音,大学佯称没有录音,万里下令,若不交出录音,他的专机就不起飞。随即,万里在合肥召开高等教育座谈会,并点名让方励之坐在他旁边,让其公开答覆党的批评。万里希望方励之诚惶诚恐地承认错误、请求宽恕。结果,面对一百多名与会者,方励之与之激烈辩论了一个小时十五分钟,两人说话越来越快,声音越来越高。最后一个回合是:万里问:“你的党龄多长了?”方励之说:“三十年。”万里说:“我五十年。”这是万里唯一一个回合的胜利。从此细节中可发现:第一,万里并没有后人描述的那么开明,党性是他们这一代人坚守的原则;第二,那个时代毕竟还能出现副总理与大学副校长面对面辩论的场景,所以那个时代仍然值得怀念。

第二个故事是,一九八七年一月,邓小平开除方励之党籍的讲话,被作为党的一号文件下发。一月十二日,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播放免去方励之科大副校长职务的新闻。十九日,又播出开除方励之党籍的头条新闻。随即,中央摘编十万字的方励之言论集,印刷五十万份散发全党支部。让当局始料未及的是,很多人真是通过这本书了解、接受乃至赞同方的观点。当局见势不妙,又下令收回。但已经晚了,连黑市书摊上都有複制本出售。邓小平用尽手段,仍无法将方压服和搞臭。当方批评高干子弟在海外有存款时,传出邓要到法院告方诽谤的消息。方遂聘请律师,严阵以待。也许考虑再三,邓最终没有“出此下策”。回顾与邓小平的几轮斗法,方励之说:“我应当感谢邓小平先生,因为他很卖力气地给我当过义务广告员。”

最精彩的一个故事是,一九八九年二月,美国总统老布什访华,美国使馆邀请方励之出席宴会。方向任职的天文台询问中国官方的态度,却不得要领。于是,当时在美国使馆任文化参赞的汉学家林培瑞夫妇陪同方励之夫妇出发赴宴,出门后才发现三环路的一段居然戒严了,仅仅是为了拦截他们的车辆。有一名自称最高特工的人当场指挥拦截行动,并谎称方不在受邀名单上,不能去参加宴会。两对夫妇跳上一辆出租车,刚驶出几百米又被拦下。然后,他们准备坐公交车,结果警察命令公交车不准停靠站台。他们只好步行,一个奇观出现了:数十名穿制服或便服的警察陪同他们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散步”。多年以后,亲身经历者林培瑞向我讲述当时的场景,仍然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而当时还是一名大学生的鲍朴,为了抗议担任赵紫阳秘书的父亲鲍彤默许此事发生,一度与父亲激烈争执、离家出走。美国记者孟慕捷在研究美中关係的着作《转向》中评论説:“自从尼克森开门以来将近二十年的美、中高阶层来往,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丑陋的行径。中国政府动用情治机关的暴力,阻止一位受邀的中国贵宾出席美国总统做东的晚宴。”

由于当时中共还没有探索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维稳体制,每次行动都力不从心、弄巧成拙。二十年后,当我跟国保警察周旋时,反倒羡慕方励之面对的“吞舟是漏”的处境。若是换在二十年后,当局对待方的方法就很简单了,乾脆就僱佣几个“协警”堵住大门,不让其出门,然后切断电话、手机和网络,而无需如此大动干戈。另一方面,中共不再大张旗鼓地发动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公开批判,而是更狡诈地将他们的消息封锁、隔绝。即便是刘晓波荣穫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普通民众亦不得而知,刘晓波的思想就更难以深入寻常百姓家了。

方励之为何没能成为中国的萨哈罗夫?

八九学潮,方励之刻意疏离在外,并无积极的作为,却仍被视为幕后“黑手”之一。军队开枪之后,方励之被列为通缉犯,不得不遁入美国使馆。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进入美国使馆寻求保护,当然是方励之个人的选择自由,一般人不可苛求他人成为殉道者。但是,受方励之的鼓舞而走上反抗之路并为之承受巨大苦难的那些普通人,他们的异议值得注意和倾听。比如,六四后入狱多年的“大屠杀画家”武文建在接受廖亦武访问的时候就説:“方励之先生在需要他挺身而出时,却躲在美国大使馆不出来,被人家接走了。方先生曾是我最尊敬的人,他在中国科技大学説:‘民主不是考施捨,而是要靠争取。’既然是争取,那你就走出来呀!和千千万万的北京市民站在一起呀!知识分子怎么都是些关键时刻掉链子的人。”

这本传记的主体部分,是方励之在使馆避难的那段时期内写成的。关于在使馆中的日日夜夜,也许当时还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苦衷,方励之的描述反倒不如亲自操办此事、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李洁明在回忆录中写得细緻入微。然后,中美两国经过漫长的谈判折冲,方励之被放行,先乘坐美国军机飞赴英国,再乘坐美国副总统的专机飞抵美国。一路的行程,比当年的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还要风光。

然而,盛名来得快,去得也快。去国之后的方励之,未能顺势成为海外反对运动的核心人物和道德象徵。中国人历来擅长窝裡斗,当海外民主运动逐渐分崩离析、丑闻缠身之际,方励之精明地选择了离开,回归天体物理学家的本行,赴亚利桑那大学任教,远离是非、洁身自好。早在八十年代,就有西方媒体将方励之与苏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相提并论——他们都是物理学家,又都是人权斗士。然而,方励之最终未能成为“中国的萨哈罗夫”。

方励之与萨哈罗夫是两个很有比较意义的标杆。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明显不同:萨哈罗夫晚年赶上了戈巴契夫新政,在作为“准议会”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为民主、人权大声疾呼,其凝聚的政治能量得以释放。美国新闻记者大卫•雷姆尼克如此讚美说:“在所有历史神话中,你经常会看见一名圣徒,矗立在一群傻瓜和自负之徒、一群饱受污辱与满是伤痕的人民中,他就是萨哈罗夫。他是‘毁灭之火’(氢弹)的创造者,但却坚决地批判这个‘礼物’。他全心投入拯救‘罗得之地’的志业,纵然只是一场梦幻。”但是,方励之没有萨哈罗夫那么幸运,当他踏上流亡之路时,中共赶上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由杀人凶手摇身一变成为笑容可掬的买卖人,“大国崛起”的喧嚣,迅速冲澹了所有来自海外的批评者的声音。

而就个人条件而言,在近代以来具有悠久的异议知识分子传统的俄罗斯,萨哈罗夫有滋养他的精神资源,又有坚韧不拔的个性,最终将自己锻造成“完美的道德罗盘”。在萨哈罗夫的葬礼上,他的好友、俄罗斯中世纪文学专家利哈乔夫评价说:“他不仅属于我们的国家,也属于整个世界。他是属于二十一世纪的人,也是属于未来的人。他是一位先知,一位古典意义上的先知,他召唤自己的同辈为了未来而进行道德改革。但就和所有的先知一样,他不被人所理解。他居然还遭到祖国的驱逐。”也有普通人在萨哈罗夫家门口留言说:“请原谅我们对你造成的所有不幸。请原谅那些你在世时贬抑你、你离开后却开始说好话的人。再说什么都没用了,我们没有守护你的生命,但我们将捍卫关于你的记忆。请原谅我们。”与之相比,方励之没有那样的文化传统可以依托,也未能真正扎根在民众之中。他深受儒家文化的侵蚀,更像是屈原和王阳明那样的忠臣,总是期待明君贤相听取知识阶层明智的建议。他未能形成像哈维尔那样的解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也缺乏作为民间反对运动领袖的胸襟和勇气。当刘晓波荣穫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方励之“凑巧”去奥斯陆观礼并撰文支持,但在文章中又不经意地透露六四前夕刘晓波去他家拜访并顺带捎走一本书的“往事”——他的心灵格局,不若我们所期待的那么广大。斯人已经逝,中国的萨哈罗夫还在路上。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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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游客

shang hai

余杰的文章显然是善意的批评,仰或有点个人的质疑,这更多的说明了在自由之国度的自由之精神。方励之也并非是个小气的连容别人批评与质疑的权利都不给的人吧--即使是在地下!可能你忘却了在中国人里恐怕只有中共才不容许别人的批评与质疑,即使是错的。

2015-01-20 10:04

匿名游客

有种勿删,让读者看到另一方的观点,可以兼听而明

《余杰和方励之的是非》 明镜新闻网 陈明

余杰在当今中国文坛上可说是一个有趣的人物。他对中共独裁政权大胆而激烈的批判一度让众多的人拍手叫好,击节赞叹。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余杰作为一个知识份子和写手的严重局限性甚至致命性缺陷也越来越多地凸显出来。

余杰所显示的问题是有趣的,也是重要的。余杰的问题牵涉当今中国公众以及自由媒体和媒体人如何应对中共专制独裁政权等一系列重大话题,因此值得进行一点稍微细致的陈述和分析。

行文硬伤过于明显

余杰当年以其语言流畅、看似观点犀利的随笔集《火与冰》杀上中国文坛,给经过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的中国人带来相当的振奋,被多家中国报刊评为全国十大好书、全国十大畅销书之一,余杰也被评为“全国十大新锐作家之一”。

应当指出,即使是在余杰大红的那些日子里,也有批评者指出,作为一个思想者,余杰思想粗糙,知识破碎,观点偏颇;作为一个写手,他文笔流畅有余,严谨不足。

然而,或许是由于中国的政治大环境原因,或许是出于对年轻人的厚爱,批评者一般不愿意公开指出余杰作为一个思想者和写手的严重缺陷——在中国那样的大环境下,公开批评、批判他这样的人显然是政治上的不智;另外,年轻人毕竟是年轻人,成长成熟需要时间。

令人唏嘘感叹的是,如今在太多的人看来,从1998年《火与冰》出版到今天,16年过去,余杰在思想和文笔方面的成长似乎乏善可陈,他先前那些明显的缺陷却好似反而随着他年龄的增加而变得更为扩大和突出;如今的余杰甚至生时常给人一种狂妄、走火入魔的印象。

这些批评者的主要论据是余杰2015年1月6日在自由亚洲电台网站上发表的“中国的萨哈罗 夫还在路上--方励之《方励之自传》”一文。论据的重点之一是,余杰用了将近5000字的文章评说方励之,评说台湾天下远见出版社在2013年4月出版的 《方励之自传》,却连方励之其人和《方励之自传》所陈述的最基本的事实都弄错了。

方励之
余杰文章明显的硬伤或曰事实错误包括:方励之在1957年并没有被中共当局正式划为“右 派”,但他在文章中却说“方作为右派长期被下放劳改……”给读者造成一种明显的误导。《方励之自传》第170页明明写得清清楚楚,“我也遭批判……但终归 没有正式被定为右派”,余杰好像是读不懂,或视而不见,或不屑一顾。

再如,《方励之自传》第391页明明写着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 “担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驻北京的代表”。余杰又是视而不见,给林培瑞调换了职位,在文章中说1989年林“当时在美国使馆任文化参赞”。

导致误导或误解

在批评者看来,作为一个写手,在写文章评论方励之其人和《方励之自传》的时候,余杰对方励 之是否是右派,林培瑞当年在北京是什么官职,这些基本到不能再基本的事实,这些可以手到擒来、信手拈来、而且实际上已经捏在他手里的有关方励之的事实,他 都能信心满满地弄错,或弄得玄玄乎乎,这无疑是他狂妄和走火入魔的好证明。

一位熟悉方励之其人其事的学者指出,余杰的行文看来也显示出基本的诚信问题。例如,余杰写道:“当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方励之‘凑巧’去奥斯陆观礼并撰文支持”。

然而,那位学者指出,在《方励之自传》第589页,读者可以看到方励之的原话是:

“二0一0年十二月八至十二日,李淑娴和我去挪威国奥斯陆,参加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顺便在奥斯陆大学访问。也可以说,我们的行程是,十二月九日在理论天体物理研究所活动,我讲了一次暗物质,第二天有空,正好能在奥斯陆市政厅里站脚助威”。

那位学者有些好气又好笑地给朋友写信说:“这里余杰文不仅直接黑白颠倒,歪曲了事实,而且给人印象是方先生自己的说法,这是最可恶的。在方先生的那篇 ‘奥斯陆四日四记’一文中根本没有‘凑巧’二字”。

或许,那位学者很可能是想得太多,是误解或高估了余杰,因为余杰大有可能并非蓄意骗人或误导人,他只是还不太会恰当地使用引号而已。

顺便说一句,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必须是获得正式邀请的人才能参加,“凑巧”是万万凑不上的,这一点方励之和许多其他人都知道,但余杰显然不知道。

在这里不妨给出方励之的“奥斯陆四日四记”的连接,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方励之的思想和文笔——敏锐,细致、周详、精巧、富有十足的人情味和人文关怀,社会关怀,还有自嘲嘲人、令人不禁发笑的幽默感:
http://archives.cnd.org/HXWK/author/FANG-Lizhi/kd101215-7.gb.html

说到这里,一般的普通读者怕是也难免开始担心起来——余杰做为书评作者连他所评论的人和书的基本事实都搞不定,甚至貌似也不忌讳生编乱造,他的书评,他的文章除了或许有点可疑的娱乐价值之外,还有什么其他价值呢?他的书评还有哪一句可算是稳妥可靠、可以信赖呢?

“我比你圣洁”的问题

在批评者看来,余杰文章中的事实性错误跟他的明显的价值判断性错误是相辅相成的。

批评者认为余杰不是一个好写手,也不是一个好知识分子。这里的所谓的“好”,good,在中文当中是“名副其实”、“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意思,相当于英语“this check is good”这句话当中的good。

余杰的这种bad style(坏文风)和bad attitude(坏态度)在英语世界被称作“holier than thou”。这个英语说法用文雅的汉语翻译就是“我比你圣洁”,用当今中国大众口语、尤其是网民口语翻译就是“我比你牛逼”。

这种“我比你牛逼”的口吻和心态,余杰在“中国的萨哈罗夫还在路上--方励之《方励之自传》”一文中也好似在不经意间透露出来。例如:

“由于当时中共还没有探索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维稳体制,每次行动都力不从心、弄巧成拙。二十年后,当我跟国保警察周旋时,反倒羡慕方励之面对的‘吞舟是漏’的处境”。

不用说,在有历练的人乃至许多普通人看来,这种“我比你牛逼”态度是幼稚可笑的。

悲催的是,余杰本人显然没有意识到这种可笑。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他看似能如此心安理得、理直气壮地感觉他比天下人都牛逼,从而给人一种似乎是除了耶稣基督,这世界上第二个或第三个堪称圣洁的人非他莫属的印象。

仍在黑暗中摸索

在许多批评者看来,迄今为止,余杰所发表的太多的文章展示出太多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文章中把基本事实弄错了之类的硬伤简直是小意思,小儿科。

在这些批评者看来,与余杰文章当中的硬伤错误相比,他在文章中所展露的思想方式更成问题, 是更大的问题。这种问题最突出的表现是,余杰太像是中共教育制度生产的一个标准产品;他虽然是反中共的,但他反中共的思维方式依然是中共的——中共政权 (以及一切独裁专制政权)向众人灌输的思想就是,只有一种正确的世界观,一种正确的做事方法,舍此之外都是歪门邪道,要不得。

不幸得很,纵观余杰迄今为止所发表的许多文章,包括本文讨论的这篇文章,读者容易得出这样的印象。

余杰这种思维方式和态度显然不是合格的知识份子的态度,也不是科学家的态度。合格的知识分 子的特征是有自我怀疑,合格的科学家的特征是时刻牢记自己的研究还有哪些力所不能及的未知领域。甚至美国的小学生在学着写科研报告的时候,都要按规定写出 未知的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显然,在这个十分重要的知识领域,余杰还是在黑暗中摸索,还没有摸到门径。在希望看到余杰成长的那些批评者看来,更令人担心的是,他似乎不知道自己是在黑暗中摸索,而是认为自己早已经把事情看得很明白了。

对自己不知所云

余杰在黑暗中摸索没有摸到门径,甚至向相反的方向乱摸,但他自己却以为自己把事情看得很明白,这种有趣而滑稽的景象在“中国的萨哈罗夫还在路上--方励之《方励之自传》”一文也有十分清楚、不容置疑的反映。例如,他写道:

“六四后入狱多年的‘大屠杀画家’武文建在接受廖亦武访问的时候就説:‘方励之先生在需要 他挺身而出时,却躲在美国大使馆不出来,被人家接走了。方先生曾是我最尊敬的人,他在中国科技大学説:‘民主不是考(靠)施捨,而是要靠争取。’既然是争 取,那你就走出来呀!和千千万万的北京市民站在一起呀!知识分子怎么都是些关键时刻掉链子的人’”。

首先应当说,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中的余杰写出这一段文字本身显然是很不明智的,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令爱他、支持他的明白人难免产生一种惨不忍睹的感觉。

且不说方励之到美国驻华馆避难一事被中共当局用来对方励之夫妇进行人格诋毁;且不说中共用 避难使馆一事诋毁方励之是多么令人惊讶的无耻和流氓(相当于一个无耻流氓对一个受害者说,“瞧你,真他妈的怂,我要好好折腾你,揍死你,你居然还跑了,真 他妈的操蛋哪,哈哈哈”);且不说一些中国人由于思想糊涂接受和认同了中共的无耻谰言;且不说自己不愿意去死、却盼望别人当烈士的想法是多么不道德;单说 为了躲避中共的迫害自己也跑到美国来避难的余杰,居然想不到自己写出这种文字的可耻和可笑,这实在是令人惊讶。

作为历史记录,在这里应当简单说明一下,方励之夫妇在1989年春夏之交从来没有鼓动、反而以各种方式通过各种途径向朋友和熟人表示反对学生长期滞留天安门广场,认为长期滞留天安门广场是不必要的风险,是不智的做法。

另外,从一开始,方励之夫妇就对中共当局有关他们策动市民学生示威和暴动的指控提出了挑 战,要求当局出示证据。在2014年天安门屠杀25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方励之的遗孀李淑娴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电视采访时再次对北京发出挑战:请出 示证据,你要是能拿出像样的证据来,我愿立即回国坐牢。

奇妙的是,面对方励之夫妇持续了25年的挑战,向以不要脸为荣的中共当局表现出极度的羞涩,死活也不肯拿出证据来。方励之对中共的这种挑战和中共当局极度羞涩不肯应战,在《方励之自传》中有详细的陈述。

余杰谈论方励之,谈论1989年六四屠杀,谈论中国的政治,连这些基本的事实都不屑一顾,或者是不知道,或者是假装不知道,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也是令人诧异的。

顺便说一句,廖亦武在六四屠杀之后能发表那样的为中共的无耻谰言张目的采访显然也是糊涂。他自己后来也跑到德国避难,无疑也是以他自己的实际行动彰显了他的糊涂。廖亦武现在是什么想法,是否还继续糊涂,人们尚不得而知。

明智与道德的选择

一个不能排除的可能性是,余杰如今写出这种文字来宣传廖,贬低方励之,完全也很有可能是同 时表达一种委婉而严酷的自我批评以及对廖的批评。很可能,在发表这种文字的同时,余杰已经做出了“承认错误、痛改前非”的决断,毅然决然地买好了返回中国 的单程机票,准备用自己的鲜血浇灌中国的自由民主的花苗。

然而,笔者依然固执地坚信,爱余杰的人(包括其家人和朋友,包括方励之的在天之灵)大都会 认为,余杰选择到美国来避难是正确的选择——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恐怕不会因为一两个或一二十个、一二百个人无谓地“抛头颅洒热血”而提前一天、一小时、一 分钟甚至一秒钟获得成功;看到流氓举起屠刀、坏蛋摆下圈套,赶紧躲闪是明智的选择,也是道德的选择。

如此简单的道理,人类在伊索寓言的时代就彻底明白了。但余杰给人的印象是他的思想能力、他对人情世故的理解似乎还没达到伊索寓言的水平。不得不说,这是另一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这里的问题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为什么要做无谓的牺牲让亲人和家人蒙受损失?为什么为了证明根本就不需要再证明的中共无耻、残暴、流氓,要让全世界白白损失一个屈指可数的杰出天体物理学家(或随便任何一个普通人)?

对这些重要的要命大问题,尤其是明明自己也寻求并得到美国庇护、同时却借糊涂人之口、以方励之获得美国庇护一事来贬损已故的方励之的人格,对这样的要命问题,余杰显然都没有想清楚。

从余杰的文风和行文来看,人们更忍不住要担忧的是,他大概恐怕根本就没想到这些问题。

一位认识方励之、了解方励之的人的说法是,方先生若是在世,对余杰这种幼稚可笑的言论恐怕只能是一笑了之;若是心情特别好,方先生大概会笑着用自嘲的口吻来一句京腔道白:“启蒙的道路还很漫长哪,我算是败了”。

反驳余杰很困难

余杰行文喜欢大片引用名人名言,显示出他是一个勤奋读书的人。喜欢读书当然是好事,喜欢引用共产党独裁政权所不喜欢的名人名言当然也是好事。

但这种好事显然并非是百分之百地好。批评者认为,从余杰的行文和文风来看,他在阅读和引用名人名言的时候显然是缺乏思考,于是让自己的大脑变成了他人思想的跑马场,名人名言没有让他获得多少教益,只是让他平添了莫名其妙的傲慢与偏见。

例如,余杰在文中大谈苏联杰出的物理学家、人权活动家萨哈罗夫,并令人匪夷所思地把萨哈罗夫和方励之对立起来,肆意褒贬(褒前者,贬后者)。

这种肆意褒贬实在是莫名其妙,问题太多,太大。

应当指出,上文已经说过,余杰的思想极其粗糙,因此他的文章行文漏洞比比皆是。论者要是认真一一挑剔他的话语或思想漏洞,恐怕都会显得像挑剔筛子的漏洞一样傻,一样徒劳。

在一般情况下,对这样的糊涂人和糊涂思想,理应像人们想象中的方励之那样付诸一笑,一笑了之。然而,不幸的是,余杰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网站发表这样的糊涂文章,这就难以让人一笑了之了。

这里所谓的“难以让人一笑了之了”有两个意思:

1)方励之已经作古,余杰对方进行明显的歪曲,如今活着的人因此有道义责任为已经不能开口为自己说话的方励之做出适当的辩驳;

2)余杰以特约评论员的身份在自由亚洲电台网站发表这种歪曲之言,有可能造成相当的混乱,因此有必要指出他的糊涂和歪曲,以避免或补救混乱。

然而,对一个不是混饭吃的专业写手来说,如何对余杰做出辩驳,指出他的糊涂和歪曲是一大挑战。这里的挑战倒不是难以找到他的论点漏洞或荒谬,而是他的漏洞和荒谬太多,令人难以决定从何说起是好。

反驳余杰的这种困难,也是许多在美国大学教书的人面对中国大陆学生时常常痛感到的困难——中共教育制度出产的许多学生往往乐于辩论,勇于批判,但却对自己在说什么茫然无知,对批判对象也茫然无知,而这种无知却能给无知者带来莫名其妙的自信和大胆。

不妨也谈萨哈罗夫

余杰在文章中大谈萨哈罗夫,把萨哈罗夫与方励之相提并论,褒萨贬方。但一个哪怕只是大略了解萨哈罗夫和方励之的人也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余杰显然是根本就不懂萨哈罗夫,也不懂方励之,他只是自以为是,自以为懂。

鉴于余杰的行文和论点漏洞太多,一一详细罗列出来并指出它们为什么是漏洞,恐怕需要《战争与和平》那样的篇幅。因此,人们不妨从萨哈罗夫谈起。但萨哈罗夫这个话题也太大,而余杰也说了很多,漏洞很多,稍微细谈一点,很可能又是一部《战争与和平》。

长话短说,萨哈罗夫在1980年代后期方励之受到中共迫害时致函中共当局表示深切关注,并自豪地宣称方励之是“我的同事”。萨氏所谓的“同事”有两个明显的意思:1)他与方励之是天体物学研究的同事;2)他与方励之是自由民主事业的同事。

为什么萨哈罗夫要那么说?难道萨哈罗夫的思想不如余杰敏锐?观点不如余杰犀利?

在批评者看来,余杰显然在基本的人情世故方面,在基本的政治判断方面还太不成熟;他思想糊涂,言辞糊涂,对自己在说什么都不知所云,但还喜欢信口开河,对自己的言辞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茫然无知。

余杰无疑是一个勤于读书的人。但截至目前,他或许还没读到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知识分子、已故的捷克总统哈维尔那句名言:真理不仅在于你说什么,而且也在于你何时说,如何说。

或许,他读到了哈维尔的名言,但不理解,或不以为然。或许,哈维尔根本就不入他的法眼。

哈维尔是否入余杰法眼当然属于余杰的个人趣味问题,但余杰通过自由亚洲电台这样的讲坛发表 贬损方励之的文章,在一些批评者看来简直是在干中共宣传特务的勾当——在反独裁专制的人当中制造矛盾,分裂,混乱,困惑,让大家觉得这世界上没半个好人, 都不是东西,虽然中共很坏,但至少还能维持中国的稳定,还能让其他世界大国不得不服。

上面一段话中所谓的“简直”当然是说对余杰持强烈批评态度的批评者不能确定,但人们现在已经完全可以确定的是,在反独裁专制的中国人当中制造矛盾,分裂,混乱,困惑已经成为中共政权的既定国策,并见于泄露于外界的“五毛党”特工组织的工作指令。

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本文绝对没有论证余杰为中共当局充当抢手的意思。本文只是要指出一个简单而重要的事实,这就是,余杰在自由亚洲电台和网站发表的不当言论令亲者痛仇者快,在反专制独裁的人当中造成思想混乱,正中北京独裁专制政权的下怀。

十分反讽的是,余杰的不当言论也使他自己成为笑柄,使他自己受害。这又何苦来哉?

再说萨哈罗夫与方励之

为了公平和严肃,在这里不妨再说两句萨氏和方氏,以便进一步显示余杰确实是既不懂萨氏,也不懂方氏。

首先,余杰对方励之的科学成就完全是一头雾水,对方励之和萨哈罗夫的基本情况也一头雾水,因此他的萨氏-方氏比较难免不靠谱。

进一步说,余杰显然不知道、不清楚、不理解、或不屑理解方励之是如何在所谓的“劳动改造”期间转向宇宙学研究、并取得世界一流的杰出成就的。

在中国,过来人都知道,方励之以及无数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劳动改造”与“横死”、“过劳死”之间连一纸之隔的保险距离都没有,死亡对方励之们是分分秒秒随时可以发生的事情。

当然,这里也应当赶紧补充一句,在所谓的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当局肆意无视基本安全的劳动中,死亡对方励之与之一起劳动的那些所谓的国家主人翁工人来说也是分分秒秒随时可以发生的事情。

方励之居然能在那样的恶劣条件下思考论证宇宙的创生之类的需要严格的数学推理和计算的现代物理学问题,并取得世界一流的杰出成就,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与此同时,人们知道,萨哈罗夫在苏联过的是一种跟方励之很不一样的生活——萨氏和他的苏联物理学家同事们至少在核物理研究和生活条件方面得到苏共政权的善待、优待,以便建造威力强大的核武器和美国对抗。

另外,方励之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精研宇宙学,并将他在物理学方面的科学研究心得精妙、巧妙地应用于分析、破解、挑战中共强加于人的意识形态桎梏和愚民宣传,为中国一代人的思想解放开辟了道路,让中国公众受惠至今。

与萨哈罗夫相比,方励之的成就即使不说是有过之,至少也是无不及。鉴于方励之取得的这些成就所依据的条件大大不如萨哈罗夫,合理的说法只能是,方励之的成就相比而言更为难能可贵。

余杰没有为此给予方励之恰当的评价或赞扬也就罢了,因为他确实是不懂。但他不懂还要装得特懂,肆意褒贬,显得好像比萨哈罗夫还懂,比萨哈罗夫还萨哈罗夫,这就令人不能不感到有点奇怪了。

确实是太奇怪——他的想法怎么能这么荒腔走板呢?一般的人难免要纳闷。

余杰之荒腔走板

或许,人们可以原谅余杰在思想或价值判断方面的荒腔走板,因为他的思想和价值观显然很混乱。要求他清晰地表述、说明一个思想、一件事情,等于是强其所难,不近人情。

但作为中文系出身的人,而且是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余杰的中文阅读能力也大成问题,这就令人难以理解,难以原谅了。

这方面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际,方励之发表文章,对刘晓波的自由辩论的精神高度赞扬,把刘晓波自由辩论的精神跟他(方)所敬佩的西方先进思想和理念相提并论,并深情地详细回顾了刘晓波与他为数不多的有趣交往。

方励之在文中用幽默的笔触活灵活现地描绘了刘晓波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可爱和真实——1988年夏天,刘与一个朋友登门拜访方励之,坐下之后便拿起方当时出版不久的《哲学是物理学的工具》一书全神贯注地读起来,不再说话;

“临走,刘撂了一句:哦,哲学最多只配当你们的工具,有用就拿来,用完就扔掉。我可要在我的课上讲(批判?)。话毕,拿起一本‘工具’,转身就走,至今未还”。

稍微有点文学阅读能力的人读到方励之的这段描写,大都不禁会发出会心的微笑,或许还有由衷 的赞叹——这方励之可不是盏省油的灯,不但宇宙学研究十分厉害,文学手腕也十分厉害,能这样三言两语便把一个人的可爱给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如此幽默,如 此生动,如此富有人情味,如此令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然而,这样的绝妙好文,余杰却能鬼使神差地得出另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解读,而且用他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解读给他的“中国的萨哈罗夫还在路上--方励之《方励之自传》”一文压轴:

“方励之...在文章中又不经意地透露六四前夕刘晓波去他家拜访并顺带捎走一本书的‘往事’——他的心灵格局,不若我们所期待的那么广大”。

读到余杰这样的文字,令人不知该说北大中文系水平太次,还是该说余杰水平太次。鉴于说北大中文系水平太次难免有侮辱北大中文系之嫌,说余杰水平太次则难免有侮辱余杰之嫌。保险又公平的说法看来只能是:余杰的中文阅读能力让人跌破眼镜。

余杰连如此简单的文学笔法都读不懂,看不明白,究竟是为什么呢?这难免又令人不得不考虑批评者所说的走火入魔问题。

姜还是老的辣

本文啰里啰唆行文至此已经八千言,到了该说打住的时候了。

但笔者还是想做一点或许并非多余的表白——笔者在本文中对余杰文章和文笔的种种错误痛加挞伐,但笔者自己也常常是犯类似的错误,功夫不到家,还容易自以为是,过于相信自己的理解力和记忆力,结果弄出些事实性的错误丢人现眼(而且今后肯定还会丢人现眼)。

更为不可原谅的是,笔者也犯过打横炮的错误——在面对中共专制独裁的时候,不是把批判矛头对着中共,而是批判自己的同行或同事。每每想到自己的这种丢人现眼的荒唐不智之举,都不禁一身冷汗,后悔莫及。

然而,从一种意义上说,本文洋洋洒洒、啰里啰唆八千言都是可恶的、不正经的、甚至是居心叵测的娱乐性游戏文字,因为本文的目的根本就不是要响应毛泽东、习近平的号召,跟余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本文要说的正经话,要办的正经事是力图展示一个方励之从一开始就明白、而余杰从一开始就不明白、直到现在也不明白甚至干脆没有意识到的道理。

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这就是,独裁专制的中共政权希望并喜欢看到反专制独裁的力量内斗,相互厮杀,以便增加中共当局维护独裁政权的保险系数,既然如此,人们何必犯傻,何必也充当“自干五”,自带干粮和工具花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满足中共的愿望呢?

当然,这个问题太大了,太空泛了,太抽象了,太玄妙了。这里不妨更具体、更现实一点,把话题集中在方励之和余杰的是与非上。

假如用棋局的比喻来说事,人们已经看到方励之招法比余杰高超了不知多少级,领先了不知多少步,而且每一步都走得扎实,无懈可击,彰显出这位杰出的科学家杰出的政治智慧和敏锐的政治本能。

例如,在1989年,方励之先是顶住各方的劝导或诱惑,明智地避免卷入当时的抗议,从而避 免给中共当局提供迫害他本人和打击公众的把柄;屠杀发生之后,方励之明智地避开中共流氓性追捕,避免成为绞肉机填料;与此同时,方励之及夫人李淑娴持续坚 持要求当局拿出他们有罪的证据,至今让中共当局被动难堪;到美国之后,方励之回归自己的科研事业,继续作出世界一流的科学研究,避免卷入无谓的政治纷争。

可以看出,方励之走的每一步棋都是扎实的,无懈可击的。

反观余杰对方励之的攻击,则可谓进退失据——自己也选择了避难的他却攻击方励之选择避难, 从而使他自己成为笑柄;他只有放弃避难才能摆脱这种可耻可笑的境地;但那又会使他遭受无端迫害;但假如中共出于自己的需要放他一马不迫害他,他便成了(或 被看作是成了)中共的棋子和工具。

尽管余杰可以断然否认自己是工具,但政治的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就是众人看法,而被众人看作当局工具的人是难有公信力的,再断然的否认也只能是被看作“此地无银三百两”。而且,越是断然,越是令人更加怀疑。但不否认,又等于默认。

这些微妙的系列政治问题,这种环环相扣的非常有趣也极端重要的棋局,余杰显然没有看出来,他博览群书显然也没能在这方面获得多少心得。

余杰跟方励之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

假如用级别分明的围棋来说事,方励之可谓世界级的九段高手,科学研究世界一流,中文文笔世 界一流,政治机敏世界一流。余杰则显然是初段。而且,显然是不怎么上游或上进的初段——太多的方励之早就想到、早就想明白了的事情,余杰根本就没想到,或 想到了却糊里糊涂,而且还糊里糊涂地坚信他已经很明白了。

中国老话说得还真不错:姜还是老的辣,是非自有公断。

2015-01-14 13:24

匿名游客

RFA自由亚洲能发表这种攻击方励之这样的毫无争议的中国民族英雄的文章,可以说是极端自由。当然,也可以说是极端烂。文章烂,发表文章的网站也烂。

2015-01-11 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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