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台湾原住民的朋友有个感觉就是中国大陆似乎对少数民族还不错，有不少的民族照顾政策，而且还有少数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而台湾完全没有少数民族的自治地方。对此我作了这样的解释。在中国，从法律从制度上来看，共产党其实既不专制，也不欺压少数民族。但问题不是法律和制度，而是共产党当局根本不尊重也不执行那些法律和制度。
中国，有五个民族自治区，三十个自治州，一百一十七个自治县；宪法规定，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都必须由该自治民族人士出任，而且这一条也确实贯彻了，但实际情况是，所有这些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第一把手绝大多数是由汉人出任，只不过，职务是党委第一书记。不仅行政区第一把手不会由少数民族出任，各行政机关的第一把手也是由汉人出任，实际掌握权力的党组成员，党委组织部等关键单位也都由汉人垄断，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决策权完全排除少数民族参与，因此，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也都把少数民族放在第二位。在中国，少数民族是二等公民，这是极为明确的。
反观台湾，虽然没有自治地方，但实际上，整个社会不以人的民族作为区分，每个人所得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是平等的，在立法院也有原住民的保障名额，这是为了确保原住民不会因为人口劣势而在民主选举之中被制度牺牲。原住民委员会也致力于确保除了制度之外，实际的平等不被剥夺。中国的民族政策其口号为“民族团结”，其实质是民族压迫，而台湾的民族政策核心是平等。我严肃地对台湾的原住民朋友说，我们大陆的少数民族绝对愿意用所有的少数民族照顾，以及表面文章的民族自治制度，交换这看似简单的“平等”二字。
后来，这些原住民朋友问道当年我成为学生领袖有没有因为我是少数民族而出现任何障碍，我回答没有，但我知道，这个问题不是没有意义。当年，我成为那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最根本的原因是勇气，是学运最初面对整个社会肃杀的气氛和极大的压力能不能克服恐惧站出来。事后，也许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少数民族学生成为领导者，但在当时，那个领导者的位置却不是一个身份地位的象征，而是责任，更是危险。
整个学运期间，我是个维吾尔族这件事基本上是被忽略了的。仅有一次，也是听记者转述某个学生说过，选择一个维吾尔族学生作学生组织的领导人是出于策略，考虑政府会因为照顾少数民族而不致对我严厉制裁，这番话，我在当时听起来就觉得十分好笑，也确定是个不成熟也不了解实际情况的学生的想法，这种想法不仅对共产党心存不切实际的幻想，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对少数民族的歧视，类似“如果不是出于这种策略，怎么可能轮得到一个维吾尔族成为学生领袖”这种想法。但这真的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个案。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当局在镇压和搜捕我们这些学生运动领导人时，并没有因为我是维吾尔族而对我有任何的心慈手软，而将我名列中国政府通缉令第二名。我在八九学运之中和之后所受到的待遇倒是作到了民族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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