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余杰:高耀洁、薛荫娴、茅于轼:润者永远不嫌老

2024.02.01
评论 | 余杰:高耀洁、薛荫娴、茅于轼:润者永远不嫌老 高耀洁(右一)的女儿如此评价母亲:她可能解救了人类,但却毁了家庭。我希望她是个普通的母亲,而不是什么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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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jpeg逼迫说真话的人离开的,不是祖国,是敌国

2009年5月6日,八十二岁的“中国防爱第一人”高耀洁发现气氛不对,电话又出故障,三辆警车停在其小区门外昼夜守候。那天,她中午饭都没有吃,假牙也未带,就匆匆离家,从小区后门溜走。

高耀洁避居开封的一位友人家,思考下一步怎么办。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非万不得己,不会只身出走在外,这次盲目外出,不知所从,只是为了把关于艾滋病血灾的数据留给后人。苍苍大地,茫茫人海,何处是我的归宿。”随后,她决定出走美国。

8月7日,高耀洁从广州白云机场登机,途中三次转机,次日抵达美国,心中一块巨石才落了地。她回忆说:“接纳我的是山东同乡,住在他们家里,他们全家都对我的生活照顾得不错,住了半年多,我非常感谢他们。我这个穷光蛋,来美国之后深深体会到,来美国的华人,多么富有,多么会花钱,多么狡诈,一切一切,真一言难尽,我只好‘自我封闭’。”

2010年3月,高耀洁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搬往纽约,住在一所公寓里,深居简出,埋头修订书稿。她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原血祸这种人为大灾难前所未有。然而,造成血祸的人,至今没有一个被追究,也没有一句道歉的话。”

高耀洁自己背井离乡,也连累子女“被失业”。她的女儿如此评价母亲:“她走上了抗爱滋病道路,可能是解救了人类,但却毁了家庭……我希望她是个普通的母亲,而不是什么英雄。”历史学者朱学勤在《中国出了个高耀洁》一文中写道:“耄耋八旬,离家万里,举目无亲,风烛残年!在我所知道的出走历史中,大概只有托尔斯泰八十三岁高龄在风雪中出走可以与之比拟。”

比高耀洁年长两岁的流亡者,是八十四岁的薛荫娴。1938年,薛荫娴出生在革命家庭,儿时的愿望是像父母、哥哥、姐姐一样“扛起枪打老蒋”。2963年,作为红色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运动医学专家,她进入国家体育委员会,做了三十六年的国家队随队医生,曾为多名奥运冠军服务。她发现,许多运动员被强迫服用大量兴奋剂,于是公开反对和揭露这种做法,从此受到严厉打压。

2007年,多名官员造访薛荫娴家,警告她不得在奥运前谈论兴奋剂的事。她拒绝闭嘴,双方发生争执。刚做过脑部手术的丈夫被推搡倒地,三个月后离世。

薛荫娴的长子杨伟东是一位艺术家、独立制片人,原本过着优越的生活,却因为母亲说真话、父亲被官员打死,改变了人生轨迹。他开始做异议知识分子访谈,探究中国民主化之路,自己也成为敏感人物。2015年,为抗议当局限制母亲出境,他在国家体育总局门口裸体抗议,以寻衅滋事罪名被刑拘,坐牢一百一十四天。薛荫娴说:“我们已被弄得家破人亡,丈夫死后,他们又将矛头对准大儿子。整他,不让他工作,开个咖啡馆,有特务在那坐着喝茶,别人谁还进敢进啊。”

2017年,薛荫娴患血尿重病,医院不收治,让她回家等死。她只好带着儿子、儿媳离开中国,远赴德国求医。到德国后,看到刘晓波因严重肝癌不允许赴外就医、惨死中国的情状,更让她想到自己如果留在中国而无法就医的悲惨结局,也更坚定了她在在德国寻求政治庇护的决心。

辗转住过三个难民营后,薛荫娴的政治庇护申请终于获得批准。此后数年,她与儿子一起,每天平均花三个小时整理、校对德国外交官帮她带出来的六十八本工作日记,编辑成三卷本的《中国毒品》一书,不畏国安警察对其国内家人的骚扰,将其出版问世。薛荫娴说:“吃兴奋剂本来就是偷别国运动员的金牌。”

在德国幽静的山城拉芬斯堡,薛荫娴说,她很满意现在的生活,“就像白居易讲的,‘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哪里有安静,哪里就是我的根”。

免于恐惧的自由,是文明社会的最低标准

高耀洁和薛荫娴逃离中国时,还没有“润学”这个汉语新词。 所谓“润学”(runxue, runology),就是一套有理论、方法论,甚至有实际案例分享和教战守则的移民知识体系。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封城,成了许多中国民众采取行动“润”起来的最后一根稻草。选择离开、移民他乡,原本积累的人生经验与资本不再具备同等价值,当然极具挑战性。但愈来愈多人还是决定用脚投票、重整人生、重塑价值。

“润”永远不迟,润者永远不嫌老。果然,比高耀洁、薛荫娴更高龄的润者出现了:九十五岁的经济学者茅于轼为“润学”谱写了新篇章:2023年1月14日,社交媒体X上,早已“润”到美国的评论家蔡慎坤发出一张茅于轼寿宴的照片,披露“一生崇尚自由的茅于轼先生九十五岁之际终于来到了自由之地”,且茅先生坦言“生前不打算再回到生活了九十多年的中国”。 蔡慎坤还透露,茅于轼和夫人赵燕玲是几个月前离开北京,到达加拿大温哥华的女儿家。当茅于轼提出要出国时,国安主动将他送上飞机,他们巴不得让他早点走。

在寿宴上,茅于轼表示“很遗憾的是,自己有生之年看不到自由民主法治的现代化中国了,也看不到中国人用选票来决定由哪个政党哪个领导人来管理国家了”。 但他仍乐观相信“历史的潮流不可逆转,开倒车是不得人心的,必然车毁人亡”,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会融入“世界自由大家庭”,不仅拥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还会拥有“自由组党、自由表达、自由迁徙的基本权利,以及免于恐惧的自由”。

1月17日,居住在美国的作家、媒体人高伐林在X平台发帖转达茅于轼给中国年轻人的寄语:“我已经很老了,活不了多久,将来的世界是年轻人的。你们将面对什么样的社会?应该比我急。社会要进步,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若社会倒退,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造成的。”这段话说得非常沉痛。

毛泽东时代,茅于轼被打成右派,强制劳动改造,学术生涯被迫终止。文革中更是受到批斗,被红卫兵剃成光头羞辱。多年后,他回顾这段经历,说自己被打成右派并不冤枉,自己并非朱镕基那种焦大式的右派:“就事论事而言,我不认为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说:某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 但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我认为更彻底的办法是从根本上取消统治者能够整老百姓的权力。”

多年来,茅于轼在中国倡导自由市场经济,反对计划经济和一党政治。他曾因批判毛泽东而遭受毛粉攻击。2013年,由中国国防大学、总政治部保卫部、总参谋部三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关系研究所联合推出纪录片《较量无声》,片中点名茅于轼是“卖国贼”。茅于轼反驳说:“说老实话,从1840年到现在一百七十年,中国所有的进步百分之百是西方的影响,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影响。……中国儒家文明,对我们自己有很大的作用,但在别的国家起的作用不大,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靠儒家起来的。”

2018年,茅于轼在北京家中接受海外媒体专访,谈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直言不讳地批评习近平修宪恢复领导人终身制、文革复辟等。他还说,美国才是和谐社会,若有可能,最希望赴美定居。随后,他遭当局禁言。他参与创办的、享有盛誉的民间独立智库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被当局查封。

润者无疆,润者不分先后。过了七十五年没有自由的生活,茅于轼生命中最后的时光终于有了自由。茅于轼的离开,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政治改革,中国缠着裹脚布的经济改革也就此宣告终结。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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