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余杰:高耀潔、薛蔭嫺、茅於軾:潤者永遠不嫌老

2024.02.01
評論 | 余杰:高耀潔、薛蔭嫺、茅於軾:潤者永遠不嫌老 高耀潔(右一)的女兒如此評價母親:她可能解救了人類,但卻毀了家庭。我希望她是個普通的母親,而不是什麼英雄。
路透社圖片

2 (1).jpeg逼迫說真話的人離開的,不是祖國,是敵國

2009年5月6日,八十二歲的“中國防愛第一人”高耀潔發現氣氛不對,電話又出故障,三輛警車停在其小區門外晝夜守候。那天,她中午飯都沒有喫,假牙也未帶,就匆匆離家,從小區後門溜走。

高耀潔避居開封的一位友人家,思考下一步怎麼辦。她在回憶錄中寫道:“我這個風燭殘年的老人,非萬不得己,不會隻身出走在外,這次盲目外出,不知所從,只是爲了把關於艾滋病血災的數據留給後人。蒼蒼大地,茫茫人海,何處是我的歸宿。”隨後,她決定出走美國。

8月7日,高耀潔從廣州白雲機場登機,途中三次轉機,次日抵達美國,心中一塊巨石才落了地。她回憶說:“接納我的是山東同鄉,住在他們家裏,他們全家都對我的生活照顧得不錯,住了半年多,我非常感謝他們。我這個窮光蛋,來美國之後深深體會到,來美國的華人,多麼富有,多麼會花錢,多麼狡詐,一切一切,真一言難盡,我只好‘自我封閉’。”

2010年3月,高耀潔被哥倫比亞大學聘爲訪問學者,搬往紐約,住在一所公寓裏,深居簡出,埋頭修訂書稿。她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中原血禍這種人爲大災難前所未有。然而,造成血禍的人,至今沒有一個被追究,也沒有一句道歉的話。”

高耀潔自己背井離鄉,也連累子女“被失業”。她的女兒如此評價母親:“她走上了抗愛滋病道路,可能是解救了人類,但卻毀了家庭……我希望她是個普通的母親,而不是什麼英雄。”歷史學者朱學勤在《中國出了個高耀潔》一文中寫道:“耄耋八旬,離家萬里,舉目無親,風燭殘年!在我所知道的出走歷史中,大概只有托爾斯泰八十三歲高齡在風雪中出走可以與之比擬。”

比高耀潔年長兩歲的流亡者,是八十四歲的薛蔭嫺。1938年,薛蔭嫺出生在革命家庭,兒時的願望是像父母、哥哥、姐姐一樣“扛起槍打老蔣”。2963年,作爲紅色中國培養的第一代運動醫學專家,她進入國家體育委員會,做了三十六年的國家隊隨隊醫生,曾爲多名奧運冠軍服務。她發現,許多運動員被強迫服用大量興奮劑,於是公開反對和揭露這種做法,從此受到嚴厲打壓。

2007年,多名官員造訪薛蔭嫺家,警告她不得在奧運前談論興奮劑的事。她拒絕閉嘴,雙方發生爭執。剛做過腦部手術的丈夫被推搡倒地,三個月後離世。

薛蔭嫺的長子楊偉東是一位藝術家、獨立製片人,原本過着優越的生活,卻因爲母親說真話、父親被官員打死,改變了人生軌跡。他開始做異議知識分子訪談,探究中國民主化之路,自己也成爲敏感人物。2015年,爲抗議當局限制母親出境,他在國家體育總局門口裸體抗議,以尋釁滋事罪名被刑拘,坐牢一百一十四天。薛蔭嫺說:“我們已被弄得家破人亡,丈夫死後,他們又將矛頭對準大兒子。整他,不讓他工作,開個咖啡館,有特務在那坐着喝茶,別人誰還進敢進啊。”

2017年,薛蔭嫺患血尿重病,醫院不收治,讓她回家等死。她只好帶着兒子、兒媳離開中國,遠赴德國求醫。到德國後,看到劉曉波因嚴重肝癌不允許赴外就醫、慘死中國的情狀,更讓她想到自己如果留在中國而無法就醫的悲慘結局,也更堅定了她在在德國尋求政治庇護的決心。

輾轉住過三個難民營後,薛蔭嫺的政治庇護申請終於獲得批准。此後數年,她與兒子一起,每天平均花三個小時整理、校對德國外交官幫她帶出來的六十八本工作日記,編輯成三卷本的《中國毒品》一書,不畏國安警察對其國內家人的騷擾,將其出版問世。薛蔭嫺說:“喫興奮劑本來就是偷別國運動員的金牌。”

在德國幽靜的山城拉芬斯堡,薛蔭嫺說,她很滿意現在的生活,“就像白居易講的,‘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哪裏有安靜,哪裏就是我的根”。

免於恐懼的自由,是文明社會的最低標準

高耀潔和薛蔭嫺逃離中國時,還沒有“潤學”這個漢語新詞。 所謂“潤學”(runxue, runology),就是一套有理論、方法論,甚至有實際案例分享和教戰守則的移民知識體系。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封城,成了許多中國民衆採取行動“潤”起來的最後一根稻草。選擇離開、移民他鄉,原本積累的人生經驗與資本不再具備同等價值,當然極具挑戰性。但愈來愈多人還是決定用腳投票、重整人生、重塑價值。

“潤”永遠不遲,潤者永遠不嫌老。果然,比高耀潔、薛蔭嫺更高齡的潤者出現了:九十五歲的經濟學者茅於軾爲“潤學”譜寫了新篇章:2023年1月14日,社交媒體X上,早已“潤”到美國的評論家蔡慎坤發出一張茅於軾壽宴的照片,披露“一生崇尚自由的茅於軾先生九十五歲之際終於來到了自由之地”,且茅先生坦言“生前不打算再回到生活了九十多年的中國”。 蔡慎坤還透露,茅於軾和夫人趙燕玲是幾個月前離開北京,到達加拿大溫哥華的女兒家。當茅於軾提出要出國時,國安主動將他送上飛機,他們巴不得讓他早點走。

在壽宴上,茅於軾表示“很遺憾的是,自己有生之年看不到自由民主法治的現代化中國了,也看不到中國人用選票來決定由哪個政黨哪個領導人來管理國家了”。 但他仍樂觀相信“歷史的潮流不可逆轉,開倒車是不得人心的,必然車毀人亡”,相信在不遠的將來,中國會融入“世界自由大家庭”,不僅擁有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還會擁有“自由組黨、自由表達、自由遷徙的基本權利,以及免於恐懼的自由”。

1月17日,居住在美國的作家、媒體人高伐林在X平臺發帖轉達茅於軾給中國年輕人的寄語:“我已經很老了,活不了多久,將來的世界是年輕人的。你們將面對什麼樣的社會?應該比我急。社會要進步,這是每一個人的責任。若社會倒退,也是我們每一個人造成的。”這段話說得非常沉痛。

毛澤東時代,茅於軾被打成右派,強制勞動改造,學術生涯被迫終止。文革中更是受到批鬥,被紅衛兵剃成光頭羞辱。多年後,他回顧這段經歷,說自己被打成右派並不冤枉,自己並非朱鎔基那種焦大式的右派:“就事論事而言,我不認爲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說:某某人被錯誤地打成右派。 但我認爲,我是準確地被打成了右派,一點也不冤枉。因爲我當時確實是想走資本主義道路。我認爲更徹底的辦法是從根本上取消統治者能夠整老百姓的權力。”

多年來,茅於軾在中國倡導自由市場經濟,反對計劃經濟和一黨政治。他曾因批判毛澤東而遭受毛粉攻擊。2013年,由中國國防大學、總政治部保衛部、總參謀部三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現代關係研究所聯合推出紀錄片《較量無聲》,片中點名茅於軾是“賣國賊”。茅於軾反駁說:“說老實話,從1840年到現在一百七十年,中國所有的進步百分之百是西方的影響,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影響。……中國儒家文明,對我們自己有很大的作用,但在別的國家起的作用不大,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是靠儒家起來的。”

2018年,茅於軾在北京家中接受海外媒體專訪,談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直言不諱地批評習近平修憲恢復領導人終身制、文革復辟等。他還說,美國纔是和諧社會,若有可能,最希望赴美定居。隨後,他遭當局禁言。他參與創辦的、享有盛譽的民間獨立智庫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被當局查封。

潤者無疆,潤者不分先後。過了七十五年沒有自由的生活,茅於軾生命中最後的時光終於有了自由。茅於軾的離開,象徵着一個時代的結束——中國從來沒有真正的政治改革,中國纏着裹腳布的經濟改革也就此宣告終結。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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