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余杰:从《霸王别姬》到《长津湖》:人与时代一起堕落

2021.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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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 余杰:从《霸王别姬》到《长津湖》:人与时代一起堕落 导演陈凯歌资料照片
(美联社)

那个拍摄《霸王别姬》的导演哪里去了?

《霸王别姬》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电影,张国荣是当代最优秀的华人演员,没有之一。我记得看《霸王别姬》时,我刚上北大不久,不是在电影院看的,是在一门电影课上看的。在一九八九年的屠杀之后四年,那种政治上的肃杀氛围还没有完全消失,陈凯歌能在电影中对当代历史作出如此深沉细腻的反思,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新中国什么都要“新”,连京剧也要新。当伟大领袖的夫人江青亲手打造“新编京剧”时,谁敢说她“领衔创作”的不是京剧?扮演霸王的段小楼有不给日本人演戏的勇气,如今却对“新中国”下跪,他比谁都清楚“新中国”比日本人更厉害。日本人进北京城时没有开枪杀人,邓小平却命令野战军在街上杀人如麻。然而,下跪也不能苟活。“你们都骗我。我揭发,我揭发!我揭发断壁残垣,我揭发姹紫嫣红。”他揭发蝶衣,揭发菊仙,揭发过往的一切,那一刻,这一生的大戏大梦,轰然坍塌。纵知霸王本是假霸王,这一刻却连遮掩的戏衣,都已灰飞烟灭。

回家后,妻子菊仙上吊自尽。最后一出戏里,知己蝶衣拔出那把能让霸王成为霸王的剑,自刎而死,临死前说:“楚霸王都跪下来求饶了,京戏它能不亡吗?”香港女作家李碧华在原著中写道:“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婊子合该在床上有情,戏子只能在台上有义。”下场的虞姬仍是虞姬,霸王却不是霸王,那莫不如彻底告别这无情无义的世界,身死戏台,以戏成全余生愿。

这戏里,虞姬有虞姬的气节,霸王却失了霸王的风骨。难怪章诒和说,她看完了电影《霸王别姬》,“自己就想去编个《姬别霸王》”——《姬别霸王》与《霸王别姬》大有区别,《姬别霸王》是以虞姬为主人公,是虞姬主动选择与霸王诀别,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

陈凯歌能拍出《霸王别姬》绝非偶然,因为他和父母都是文革受害者,他曾遭到拘捕和审讯,审讯者威胁说:“你不老实交代,老子一拳揍扁了你!”他被释放回家后,一度梦见自己冷静地研究自杀的方法,“该用的器具都在,拿起来,又放下”。陈凯歌在回忆文章《青春剑》中,详细描写了他们家被红卫兵查抄的经过:

他们打开衣箱和衣柜,新的和旧的衣服被抛起来,然后落在地上,脚踏过去留下被踩碎的樟脑丸的气味。他们撕碎绸和纱,留下布的。他们找到母亲五十年代穿的几双旧皮鞋,有跟的砍掉跟,没有跟的拦腰折断,用的是切菜的厨刀。……他们打开锁着的抽屉,取出有限的现款和存摺,一封接一封地阅读父母保存的、十多年间的信件,有他们之间的,也有朋友故人的,读完就扔在地上,都是往事。……最后轮到书了。母亲说:爱书就是爱自己。他们却把所有的书,除了毛泽东和其他少数几个作家的以外,都搬了出来,在槐树下堆成一座小山,点着了一根火柴。我在恍惚间觉得,那些书伴我度过的许许多多黄昏午后不过是些梦,从今天开始的才是真的生活。

那时还是中学生的少年陈凯歌,亲眼看着这一切发生,看着病中的母亲被红卫兵们罚站,面壁而立,整整三个小时。他一句话也不敢说,还是奶奶说话了:“学生,凯歌妈有病,给她一把椅子。”陈凯歌的同学、红卫兵张晓翔搬起一把椅子,放在墙面前,母亲看了一眼,没有坐。多年后,陈凯歌羞愧地回忆说:“我一直没有想到问问母亲,当她站在墙面前,对我想到些什么?当孩子尚小,母亲的期待中一定包括着勇敢,那么,她那时是失望了吗?”

如果说当年那个在角落瑟瑟发抖的少年让人“哀其不幸”,那么今天拍摄《长津湖》的国际大导演则让人“怒其不争”。少年陈凯歌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受同学羞辱却沉默是金,快要七十岁的名满天下的陈凯歌却向同一个暴政献上投名状,他成了段小楼,人们对段小楼的追问也是对陈凯歌的追问:这苍凉一生,你可曾一步一步走失了自己?

用投资十三亿的电影来延续韩战的谎言

电影《长津湖》剧照。(Public Domain)
电影《长津湖》剧照。(Public Domain)


没有韩战,就没有镇反、反右、大饥荒和文革。刘少奇说:“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所以,肯定和歌颂韩战,就是肯定和歌颂文革。陈凯歌拍摄肯定和歌颂韩战的《长津湖》,不就是肯定和歌颂文革的焚书和抄家吗?他的母亲若地下有知,不知情何以堪?

中国参与韩战,是参与一场非正义战争,随着越来越多史料公布,这一点已铁板钉钉:韩战是北韩金日成率先发动的,南韩和美军是被动防御,美国牵头组建联合国军,乃是师出有名。

金日成发动韩战,最初只是寻求斯大林的支持,而对中国封锁消息。历史学者沈志华在《最后的“天朝”:毛泽东、金日成与中朝关系》一书中指出,据朝鲜人民军作战部长俞成哲说,莫斯科和平壤对中国人封锁了进行军事准备的消息,原先在各军事部门工作的来自中国的延安派干部,大都被调离了与编制作战计画有关的岗位,“因为我们必须保密”。战争爆发前,所有苏联援助的武器都是从海路,而不是通过中国铁路运抵朝鲜的。战争爆发后第三天,金日成才派遣一个武官来通报情况。毛很生气,对翻译师哲说:“他们是我们的近邻,战争爆发也不和我们商量,现在才来打招呼。”对中国来说,韩战不是保家卫国,而是毛企图与斯大林争夺亚洲共产主义领袖地位,让数十万中国军人到别国土地上当炮灰。

陈凯歌在《长津湖》开机仪式上专门安排“祭奠志愿军英魂”的环节,政治正确,天衣无缝。他说,自己过去是个军人,每次提起抗美援朝,都会感到热血沸腾,“原因很简单,因为这场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战”。他希望拍出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电影,“二零一八年,我看到新闻里说志愿军的遗骸在韩国被找到,将送回国内。将近七十年的时间,他们的忠魂才回到自己的祖国,想到这儿我就觉得,我们没有理由不把这部电影拍好”。他真是段小楼附体了。

香港导演徐克表示:“这是真正的战争,我们的拍摄,就是希望能让观众在电影院彷佛置身战场。”徐克的香港普通话的腔调,在北国的千里冰封中怎么听都格格不入,如果出现在香港反送中运动才显得妥帖。正是中共驱使的香港警察和派到香港的军警,将香港的街头和大学校园变成战场,作为香港人的徐克,不仅没有为香港的自由而战,反倒站在敌人的行列,他还是那个拍出《新龙门客栈》的徐克吗?赞扬解放军的金庸不是大侠,而是韦小宝;拍摄《长津湖》的徐克,也是韦小宝。

就长津湖一役而言,共军并未实现“以弱胜强”。史料记载,在长津湖战役中,共军第九兵团以近十五万兵力,对美军第一师等部不到两万人进行突袭并分割包围,却不但让美军成功突围,自己还被打得减员近九万人,在战场上有部分阻击阵地中的士兵全员冻死。

《长津湖》是中国有史以来投资最多的电影,它在审美上能超越里芬斯塔尔颂扬纳粹的《意志的胜利》吗?从《霸王别姬》到《长津湖》,陈凯歌实现了人与时代的同步堕落——习近平时代固然不堪,但还没有到毛泽东时代“沉默也是罪”的地步,陈凯歌完全可以保持沉默,他主动加入大合唱,只是因为摆脱不了名利的诱惑。

思想史家钱理群在给年轻读者的一封信中谈到,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面临着“说谎”还是“说出真实”的矛盾,这是现实生活中人的基本生存困境,在操作层面上,则有几条线。首先是高线,即说出自己心里的话,说出真实。如果不能说、不许说,就求其次,维护沉默的权利。有时候,连沉默的权利也没有,只能说违心的话,但这仍有几条不可逾越的底线:第一,要清醒:自己是在说假话。千万要警惕,不要说假话成了习惯,把假话当作真话,甚至不知道如何说真话了。第二,说假话必须是被动的、无奈的,千万不要为了达到私利的目的,主动地去说假话。这个“口”一开,就收不住了。第三,说假话要以不损害他人为底线,说谎话的苦果只能自己尝,绝不能因为自己的谎言而损害他人。拍《长津湖》的陈凯歌突破了每一条底线,已然沦为独裁暴政的帮凶。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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