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余杰:從《霸王別姬》到《長津湖》:人與時代一起墮落

2021.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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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 余杰:從《霸王別姬》到《長津湖》:人與時代一起墮落 導演陳凱歌資料照片
(美聯社)

那個拍攝《霸王別姬》的導演哪裏去了?

《霸王別姬》是當代中國最優秀的電影,張國榮是當代最優秀的華人演員,沒有之一。我記得看《霸王別姬》時,我剛上北大不久,不是在電影院看的,是在一門電影課上看的。在一九八九年的屠殺之後四年,那種政治上的肅殺氛圍還沒有完全消失,陳凱歌能在電影中對當代歷史作出如此深沉細膩的反思,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新中國什麼都要“新”,連京劇也要新。當偉大領袖的夫人江青親手打造“新編京劇”時,誰敢說她“領銜創作”的不是京劇?扮演霸王的段小樓有不給日本人演戲的勇氣,如今卻對“新中國”下跪,他比誰都清楚“新中國”比日本人更厲害。日本人進北京城時沒有開槍殺人,鄧小平卻命令野戰軍在街上殺人如麻。然而,下跪也不能苟活。“你們都騙我。我揭發,我揭發!我揭發斷壁殘垣,我揭發奼紫嫣紅。”他揭發蝶衣,揭發菊仙,揭發過往的一切,那一刻,這一生的大戲大夢,轟然坍塌。縱知霸王本是假霸王,這一刻卻連遮掩的戲衣,都已灰飛煙滅。

回家後,妻子菊仙上吊自盡。最後一齣戲裏,知己蝶衣拔出那把能讓霸王成爲霸王的劍,自刎而死,臨死前說:“楚霸王都跪下來求饒了,京戲它能不亡嗎?”香港女作家李碧華在原著中寫道:“婊子無情,戲子無義。婊子合該在牀上有情,戲子只能在臺上有義。”下場的虞姬仍是虞姬,霸王卻不是霸王,那莫不如徹底告別這無情無義的世界,身死戲臺,以戲成全餘生願。

這戲裏,虞姬有虞姬的氣節,霸王卻失了霸王的風骨。難怪章詒和說,她看完了電影《霸王別姬》,“自己就想去編個《姬別霸王》”——《姬別霸王》與《霸王別姬》大有區別,《姬別霸王》是以虞姬爲主人公,是虞姬主動選擇與霸王訣別,一陣風,留下千古絕唱。

陳凱歌能拍出《霸王別姬》絕非偶然,因爲他和父母都是文革受害者,他曾遭到拘捕和審訊,審訊者威脅說:“你不老實交代,老子一拳揍扁了你!”他被釋放回家後,一度夢見自己冷靜地研究自殺的方法,“該用的器具都在,拿起來,又放下”。陳凱歌在回憶文章《青春劍》中,詳細描寫了他們家被紅衛兵查抄的經過:

他們打開衣箱和衣櫃,新的和舊的衣服被拋起來,然後落在地上,腳踏過去留下被踩碎的樟腦丸的氣味。他們撕碎綢和紗,留下布的。他們找到母親五十年代穿的幾雙舊皮鞋,有跟的砍掉跟,沒有跟的攔腰折斷,用的是切菜的廚刀。……他們打開鎖着的抽屜,取出有限的現款和存摺,一封接一封地閱讀父母保存的、十多年間的信件,有他們之間的,也有朋友故人的,讀完就扔在地上,都是往事。……最後輪到書了。母親說:愛書就是愛自己。他們卻把所有的書,除了毛澤東和其他少數幾個作家的以外,都搬了出來,在槐樹下堆成一座小山,點着了一根火柴。我在恍惚間覺得,那些書伴我度過的許許多多黃昏午後不過是些夢,從今天開始的纔是真的生活。

那時還是中學生的少年陳凱歌,親眼看着這一切發生,看着病中的母親被紅衛兵們罰站,面壁而立,整整三個小時。他一句話也不敢說,還是奶奶說話了:“學生,凱歌媽有病,給她一把椅子。”陳凱歌的同學、紅衛兵張曉翔搬起一把椅子,放在牆面前,母親看了一眼,沒有坐。多年後,陳凱歌羞愧地回憶說:“我一直沒有想到問問母親,當她站在牆面前,對我想到些什麼?當孩子尚小,母親的期待中一定包括着勇敢,那麼,她那時是失望了嗎?”

如果說當年那個在角落瑟瑟發抖的少年讓人“哀其不幸”,那麼今天拍攝《長津湖》的國際大導演則讓人“怒其不爭”。少年陳凱歌眼睜睜地看着母親受同學羞辱卻沉默是金,快要七十歲的名滿天下的陳凱歌卻向同一個暴政獻上投名狀,他成了段小樓,人們對段小樓的追問也是對陳凱歌的追問:這蒼涼一生,你可曾一步一步走失了自己?

用投資十三億的電影來延續韓戰的謊言

電影《長津湖》劇照。(Public Domain)
電影《長津湖》劇照。(Public Domain)


沒有韓戰,就沒有鎮反、反右、大饑荒和文革。劉少奇說:“抗美援朝很有好處,使我們的很多事情都好辦(如搞土改、訂愛國公約、搞生產競賽、鎮反等)。因爲抗美援朝的鑼鼓響起來,響得很厲害,土改的鑼鼓、鎮反的鑼鼓就不大聽見了,就好搞了。……如果沒有抗美援朝的鑼鼓響得那麼厲害,那麼土改(和鎮反)的鑼鼓就不得了了。這裏打死一個地主,那裏也打了一個,到處鬧……很多事情不好辦。”所以,肯定和歌頌韓戰,就是肯定和歌頌文革。陳凱歌拍攝肯定和歌頌韓戰的《長津湖》,不就是肯定和歌頌文革的焚書和抄家嗎?他的母親若地下有知,不知情何以堪?

中國參與韓戰,是參與一場非正義戰爭,隨着越來越多史料公佈,這一點已鐵板釘釘:韓戰是北韓金日成率先發動的,南韓和美軍是被動防禦,美國牽頭組建聯合國軍,乃是師出有名。

金日成發動韓戰,最初只是尋求斯大林的支持,而對中國封鎖消息。歷史學者沈志華在《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一書中指出,據朝鮮人民軍作戰部長俞成哲說,莫斯科和平壤對中國人封鎖了進行軍事準備的消息,原先在各軍事部門工作的來自中國的延安派幹部,大都被調離了與編制作戰計畫有關的崗位,“因爲我們必須保密”。戰爭爆發前,所有蘇聯援助的武器都是從海路,而不是通過中國鐵路運抵朝鮮的。戰爭爆發後第三天,金日成纔派遣一個武官來通報情況。毛很生氣,對翻譯師哲說:“他們是我們的近鄰,戰爭爆發也不和我們商量,現在纔來打招呼。”對中國來說,韓戰不是保家衛國,而是毛企圖與斯大林爭奪亞洲共產主義領袖地位,讓數十萬中國軍人到別國土地上當炮灰。

陳凱歌在《長津湖》開機儀式上專門安排“祭奠志願軍英魂”的環節,政治正確,天衣無縫。他說,自己過去是個軍人,每次提起抗美援朝,都會感到熱血沸騰,“原因很簡單,因爲這場戰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國之戰”。他希望拍出一部“驚天地泣鬼神”的電影,“二零一八年,我看到新聞裏說志願軍的遺骸在韓國被找到,將送回國內。將近七十年的時間,他們的忠魂纔回到自己的祖國,想到這兒我就覺得,我們沒有理由不把這部電影拍好”。他真是段小樓附體了。

香港導演徐克表示:“這是真正的戰爭,我們的拍攝,就是希望能讓觀衆在電影院彷佛置身戰場。”徐克的香港普通話的腔調,在北國的千里冰封中怎麼聽都格格不入,如果出現在香港反送中運動才顯得妥帖。正是中共驅使的香港警察和派到香港的軍警,將香港的街頭和大學校園變成戰場,作爲香港人的徐克,不僅沒有爲香港的自由而戰,反倒站在敵人的行列,他還是那個拍出《新龍門客棧》的徐克嗎?讚揚解放軍的金庸不是大俠,而是韋小寶;拍攝《長津湖》的徐克,也是韋小寶。

就長津湖一役而言,共軍並未實現“以弱勝強”。史料記載,在長津湖戰役中,共軍第九兵團以近十五萬兵力,對美軍第一師等部不到兩萬人進行突襲並分割包圍,卻不但讓美軍成功突圍,自己還被打得減員近九萬人,在戰場上有部分阻擊陣地中的士兵全員凍死。

《長津湖》是中國有史以來投資最多的電影,它在審美上能超越裏芬斯塔爾頌揚納粹的《意志的勝利》嗎?從《霸王別姬》到《長津湖》,陳凱歌實現了人與時代的同步墮落——習近平時代固然不堪,但還沒有到毛澤東時代“沉默也是罪”的地步,陳凱歌完全可以保持沉默,他主動加入大合唱,只是因爲擺脫不了名利的誘惑。

思想史家錢理羣在給年輕讀者的一封信中談到,我們每一個人每天都在面臨着“說謊”還是“說出真實”的矛盾,這是現實生活中人的基本生存困境,在操作層面上,則有幾條線。首先是高線,即說出自己心裏的話,說出真實。如果不能說、不許說,就求其次,維護沉默的權利。有時候,連沉默的權利也沒有,只能說違心的話,但這仍有幾條不可逾越的底線:第一,要清醒:自己是在說假話。千萬要警惕,不要說假話成了習慣,把假話當作真話,甚至不知道如何說真話了。第二,說假話必須是被動的、無奈的,千萬不要爲了達到私利的目的,主動地去說假話。這個“口”一開,就收不住了。第三,說假話要以不損害他人爲底線,說謊話的苦果只能自己嘗,絕不能因爲自己的謊言而損害他人。拍《長津湖》的陳凱歌突破了每一條底線,已然淪爲獨裁暴政的幫兇。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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