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文化和专制文化之下,加害者妖魔化受害者
央视前主持人朱军两年前被指控涉嫌性骚扰实习生弦子,该案在北京海淀区法院开庭审理。开庭当日在法院外聚集了百余名自发前来为弦子助阵的民众,有人举出“性骚扰可耻”、“打破黑箱”及“#MeToo”等标语。弦子到场后打开一张写着“必胜”的海报,向众人道谢,一度掩面而泣。
此前,弦子在微信朋友圈发文,透露自己于2014年到央视“艺术人生”节目实习,却在化妆室遭朱军试图猥亵。事发后,她向警方报案,但警方以朱军是知名人物为由,建议她放弃指控,考虑朱军对社会的“积极影响”,三思而后行。当她和友人徐超披露此事后,朱军否认所有指控,并以「名誉权遭到严重侵害」和「受到严重精神伤害」为由起诉弦子和徐超。
与此同时,多维新闻网报道,《环球时报》副总编辑段静涛实名向中纪委网站举报总编辑胡锡进,揭发胡锡进作为党报领导及知名媒体人,高喊爱国,私生活却腐化堕落,与报社职员高颖及英文版前副主编张楠伊长期有不正当关系,还各育有一子。此前,有人揭露胡锡进的儿子在加拿大留学,胡锡进反驳说,他只有一个女儿在北京上班。这次的揭露,验证了胡送到国外留学的或许是其私生子。
对此,胡锡进于微博发文驳斥,认为引火线为三四年前,段静涛去党校学习一段时间后便产生「狂想」,宣布将接任《环球时报》总编辑,与胡进行谈判,要求胡辞职让位。胡锡进秀出事发隔日与段静涛的微信对话,段静涛表示其行为像中邪了并向胡道歉,胡则表示原谅对方并说“你不仅是同事,而且是妹妹”——这一极为暧昧的表达,被网友评论为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有人猜测说,扒粪者段静涛或许是胡锡进的小三,得知胡有了小四、小五之后,出于嫉恨,不惜公开黑幕,与之鱼死网破、同归于尽。
丑闻接踵而来:被外界封为习近平「经济国师」的前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遭指控涉及两起对女性研究员伸出「咸猪手」的性骚扰丑闻,近日继续发酵。台湾媒体《上报》循线联系上这两名受害女子,其中一位是曾在东亚所任职长达十年的台籍研究人员Katherine。
该名受害者披露,当时她在搭乘电梯途中,站在她左后方的郑永年,突然以非常老练、迅速的动作,用手隔着衣服抚摸她的背部及胸罩肩带。之后她向所方、校方投诉并向警方报警,均毫无结果。后来,不断有所上其他同事联合起来污蔑她,称她有精神病,说她是「荡妇」到处勾引男人。
赵国权贵圈丑态百出。这三件性骚扰、性侵或包养情妇事件,有两个明显的共同点。第一,政治立场堕落的暴政帮凶,在个人品格和私生活方面也必然糜烂不堪。三个加害者都是党国打手,有的是央视的脸面,有的是宣传战线的战狼,有的是被习近平亲自接见的国师级御用学者。他们都是“学得屠龙技,货与帝王家”,或巧舌如簧,或指鹿为马,或口蜜腹剑,是值得今上“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倡优、佞臣或祭师。他们用笔和口为党国添砖加瓦,飞黄腾达之后自然荒淫无耻、纸醉金迷。
第二,在这三起事件中,因为加害者得到权力方的加持,遂有恃无恐,居高临下,根本不怕受害者的反抗或吹哨人的揭发,反倒将受害者和揭秘者妖魔化为“中了邪”、“精神病”、“荡妇”,甚至向对方发起反诉——在没有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国家,他们的反诉很有可能获胜。
哪些案件可以上法庭,哪些人受权力之庇护?

中共当局将如何处理这三起事件?
刘晓波曾分析,中共的维稳机制已臻于精致化和精确化,对待不同异议人士有不同处理方法。比如,在每年两会、六四、七一、十一等所谓“敏感日子”,国保对其评估体系中“危害性”不同的异议人士实行不同的监控措施:最危险的,直接软禁在家,不得出门半步;危险性稍小的,强行带到北京郊区的秘密地点或旅店软禁;危险性更小的,由国保陪同到外地“被旅游”。同样道理,中共对于各类帮凶、帮忙和帮闲人物,也有精致化和精确化的礼遇和保护方式,端视其利用价值之大小来制定对等规则。
在中共眼中,这三起事件的三个主人公各有不同的品级和重要性。朱军是央视前主持人,虽然曾主持过春晚,其面孔家喻户晓,但并未主持过新闻联播这样的政治节目,并未处于核心圈。所以,朱军一案可以开庭,虽不公开审理,却允许中外媒体报道,也容忍少数支持女权的年轻人到现场露脸。独立评论人邓恺指出:“为什么会挑选弦子?恐怕也是最可控的,用一个爱党爱国的女权意见领袖取代有进步平权和公民权等制度性要求的不受控者,对党国有利无害。”弦子在立场上不能算自由派,可以说是小粉红,从她在金马奖和反送中事件中的评论即可看出。所以,党国很有可能利用这个案件,收割MeToo运动的成果,必要时朱军则是可以被牺牲掉的。
胡锡进是胡锦涛时代后期蹿红的战狼,他的出格、粗暴、迷狂的言论风格,并不符合中共宣传领域官员引经据典、滴水不漏的传统。胡锡进精明能干,揣摩到打爱国牌可在市场上瓜分到一张大饼,他和《环球时报》用希特勒和纳粹的方式煽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深受极左派和小粉红的追捧,也在舆论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作为子报的《环球时报》,一时间风头甚至超过作为母报的《人民日报》。但另一方面,胡锡进既不受僵化的官僚体系的欢迎,在稍具理性及有一定民主意识的民众中更是声名狼藉。前几年,胡锡进因违规公费旅游遭到中纪委查处的消息,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当局并未予以删除,胡锡进是不受上峰信赖的“偏将”的地位即可见一斑。这一次,多维网敢于抖出丑闻,当然是有上峰的授意或默许,官方不一定藉其生活糜烂之丑闻将他拿下,却也刻意以此杀一杀他的锐气,让他清醒地知道,他的生死存亡掌握在党的手上,即便忠心耿耿,也不能自信满满、妄自走在党的前头。
而郑永年的丑闻,仅有被台湾媒体报道,中国的传统媒体和网络皆鸦雀无声。郑永年的丑闻发生在新加坡,新加坡是儒家专制主义版本的“小中华”,新加坡当局处理此事的方式可想而知:受害者在检举揭发郑永年性骚扰案后,竟遭到校方「秋后算账」以不明理由将她解雇,被逼离开新加坡,至今求助无门。受害者告诉台湾媒体:「这是整个系统的失败,怎么反映案子就是会被搓掉、被四两拨千斤盖下来,整个东亚所的管理层就是在和郑永年合谋、包庇郑!」不过,新加坡毕竟不是中国这样的全能式极权主义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受英国宪制的影响,所以郑永年在事发之后亦不安其位,返回中国开辟其人生第二春。上海交通大学成立「政治经济研究院」,郑获聘为名誉院长,似乎完全不受性骚扰风波影响,仍受中共当局重用。因为,郑早已通过恐吓香港人的抗争运动来缴纳了让中共满意的投名状——他杀气腾腾地说:「香港人成不了气候,只需要威胁断水就可以终结乱局。」更因为,郑被习召见和垂询,如同古代被皇帝宠幸过的宫女,立即身价百倍,打脸郑,即是打脸习,哪个中国媒体有这样的豹子胆敢报道郑的丑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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