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余杰:中共耗資二十億的清史計劃爲何胎死腹中?

2023.12.22
評論 | 余杰:中共耗資二十億的清史計劃爲何胎死腹中? 編修清史的計劃始於二零零二年,中共當局專門成立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此“重大學術性文化工程”有上千名專家學者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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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j1.jpg習近平一講話,編修二十一年的清史立即“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二零二三年六月,習近平召開“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強調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融爲一體。 習近平話音剛落,聲稱“習近平總書記一直十分牽掛”的編修清史劃頓時死翹翹。這似乎成爲一個規律:只要是習近平插手的事情,必定是失敗的結局。

編修清史劃始於二零零二年,中共當局專門成立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此“重大學術性文化工程”有上千名專家學者參加。二零一八年九月,中共版的“清史”完稿,共一百零六冊、三千兩百萬字,爲民國編修的《清史稿》篇幅的四倍。次年,送審稿交由新成立的中國社科院中國歷史研究院負責審讀,該院院長高翔是習近平的心腹,曾經負責中國網絡監控事務。稿件落到此人手中,可謂凶多吉少。

果然,任教於美國耶魯大學的華裔學者張泰蘇在社羣平臺X上以英文發文說,他從可靠消息來源得知,這部“清史”已被高層擱置,理由是“未能肯定人民的觀點”,具體來說,“受到新清史影響過大”,因此在政治上無法被接受。所謂“人民的觀點”,就是共產黨的觀點,因爲在共產黨治下,人民從來沉默似金、不能有任何獨立的觀點,人民一旦要表達自己的觀點,比如一九八九年在天安門廣場和北京街道上表達,共產黨立即用機槍和坦克來消滅這些觀點和表達這些觀點的人。過去二十年來,當局爲此編史計劃花費將近人民幣二十億元,現在只因習近平一句話就浪費了投入的資源。 對於揮金如土的共產黨來說,這點錢算不得什麼。 而對於想了解當前中國學術審查情況的人來說,這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在中國,歷史必須爲政治服務。

中共黨媒《人民日報》曾發表御用學者周羣撰寫的長文《牢牢把握清史研究話語權》,聲稱“清史研究與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有着密切關係”、“清史研究事關意識形態安全”,而“新清史”是“國外歷史虛無主義在清史研究領域的理論變種”。爲抗衡“新清史”的觀點,由中國歷史研究院推出上下兩卷、一百一十萬字的《清代國家統一史》,該書對清代東北邊疆、蒙古、新疆、西藏、西南邊疆、臺灣、海疆等地區經略作了專題性、全面性的探討和評估,指出“清朝的中國王朝定位是不容置疑的”。

中共爲何比害怕病毒還要害怕“新清史”研究呢?原來,雖然“新清史”不是嚴格的學派,但以歐立德、米華健、柯嬌燕、羅友枝、路康樂與濮德培等爲代表的學者,其論述對“大一統”、“中國認同”及“漢化”等既成觀點構成挑戰。他們重視滿文、蒙文、維吾爾文等內亞民族史料的運用,以打破過去漢文史料獨霸的局面;他們強調“大清帝國的特殊性”,即大清帝國具有滿州性、內亞性與世界帝國性。濮德培曾表示“中國的合法領土其實只有漢地十八省”、米華健也說“清代之前中國根本管不到新疆,新疆怎麼會是中國的合法領土”。從中國遷居臺灣的出版人富察延賀在臺灣主持的八旗文化出版社曾出版“新清史”代表作,如羅友枝的《最後的皇族》、歐立德的《滿洲之道》等。他在解讀這些著作時說,東亞的歷史不是像中國詮釋的“不同中華朝代更迭”,而是不同政權互相征服,但是中華史觀一定要確認正統“祖先”,詮釋歷史的方式是“你征服我,我就是你祖先;你征服不了我,我就醜化你一輩子”。 富察延賀希望透過向臺灣人重新解釋東亞的歷史觀念,讓臺灣人在思考臺灣歷史的時候,對東亞的理解不再只有中國,而是能跳出大中華概念的迷思,瞭解東南亞、內亞對臺灣的意義和連結,並重新思考臺灣自己的歷史文化,建立起文化自信,從內心去除掉威權、專制的思想。這或許就是他遭中共當局祕密拘捕的“罪狀”之一。

 

北洋政府如何修《清史稿》?

 

這不是第一次修清史。北洋政府從1912年至1927年,只持續短短15年,卻在軍閥混戰的局勢之下完成《清史稿》修撰。中共政權號稱大國崛起,一部編寫和審查時間長達二十一年的清史卻胎死腹中。北洋政府有容乃大,中共政權小肚雞腸,對比強烈。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易代修史”的傳統,每當前一個朝代的統治結束,後繼的政府爲了吸取歷史經驗,要爲前一代修史。 清朝復亡以後,後繼的民國政府很快啓動纂修清史工作。一九一四年三月九日,經國務會議議決,總統袁世凱頒佈設置清史館令,重申修史“識興革之所由,資法鑑於來葉”的意義,要求“踵二十四史沿襲之舊例,成三百餘年傳信之專書,用以昭示來茲,導揚盛美”。

清史館聘漢軍旗出身、同治進士、曾任東三省總督的趙爾巽爲館長,邀請136位學者參與,還有100多位執行人員。從趙爾巽以下的主要編撰人員都爲前清遺老,在價值觀上認同清朝而反對民國。《清史稿》記載民國以後的事,不用民國紀年而用干支紀年。北洋政府卻並未干擾清史館的工作,既沒有強制領取其薪水的作者更換一種寫法,也沒有換一批忠於民國的新式學者來撰寫。北洋政府基本具有共和國形制,並非依靠意識形態治理的獨裁政權。在北洋政府時代,中國短暫地擁有過類似於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思想文化的繁榮,《清史稿》成書過程就是例證。一九二八年,北伐軍打到北京,北洋政府覆滅,《清史稿》全書基本竣工,但未經總閱修訂,故名《清史稿》,匆匆出版。

雖然《清史稿》只是“稿”,其立場也明顯“政治不正確”,且存有諸多史實疏誤,但清史學者戴逸仍予以高度評價:“《清史稿》根據國史館稿本編成,而國史館稿本是由清朝許多代的學者集體編撰、長期積累的學術成果,所寫各種傳記、志、表,很多是親歷其事,親見其人,見聞較近而真切。……《清史稿》的文體用文言,修史者皆功底深厚之知名文士,故行文簡練、清晰、流暢,後人頗難達到他們的文字水平。”

南京政府成立後,改北京爲北平,設立故宮博物院,將清史館劃入故宮博物院。對已發行的《清史稿》,因其“不奉民國正朔”、“復有反民國之嫌”,對其頗爲忌憚。此後,國民政府行政院會議決議:“《清史稿》永禁發行。”卻仍有民間出版社悄悄印刷發行,並以此牟取暴利。

當時,歷史學者孟森撰文反對禁書做法:“在館秉筆諸人,當時採清代舊望,來者多以元遺山自況,用修史以報故君,故疑其內清而外民國,此誠有之,但意主表揚清室,與敢於觸犯民國,並非一事,其可疑與否,當據書中內容而言,不當以揣測之故,湮沒甚富之史料。”一九三四年九月,學者容庚也在《大公報》發文批判南京政府封禁《清史稿》的做法。

學者們的反對意見,引起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的汪精衛注意。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七日,汪精衛在行政院會議上專門討論此事,主張由教育部出面,組織對《清史稿》做出檢校並予以解禁。後來,幾經周折,終於讓《清史稿》解禁。汪精衛本人當年是與大清勢不兩立的革命黨,曾捨身行刺攝政王,被捕後在獄中遭到刑求,寫下膾炙人口的詩句:“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然而,親身參與推翻清廷的革命的汪精衛,卻對《清史稿》的作者及立場卻予以相當的尊重。

共產黨和習近平絕對沒有北洋政府及汪精衛的胸襟和氣度。共產黨和習近平將歷史當做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將歷史作爲鞏固其統治的工具,其結果只能是扭曲歷史和毀滅歷史。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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