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餘傑:爲什麼必須反思六四的失敗?

2021-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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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 餘傑:爲什麼必須反思六四的失敗? 參與八九64的劉曉波(左二)等知識分子
(視頻截圖/youtube/The last words of Liu Xiaobo)

不能直面失敗,就不能贏得勝利

我在中國的時候,每年的六四紀念日通常是沒有自由的,或被國保軟禁在家,或在國保的陪同下被旅遊,只能通過寫文章的方式紀念六四。當我離開中國之後,在自由的美國有了紀念六四的自由,但我參加了一次此類活動之後就不再參加了。因爲,我在此類活動上聽到的永遠是千篇一律的豪言壯語、慷慨激昂,恨不得壯志飢餐中共肉,笑談渴飲屠夫血。那一刻,人人都變成了英雄豪傑,彷彿共產黨已經被他們打垮,他們即將打包行李回到中國,皇帝輪流做,今天到我家了。

二零二一年六四三十二週年全球網絡視頻紀念大會上,當年被共產黨歸入六四黑手行列的蘇曉康說了一通與衆人不一樣的、似乎很難聽的話。他指出:三十年過去了,我至今聽不到八九參與者,從當年的學生領袖、知識菁英到黨內改革派,對這場政治衝突,向歷史和人民做出負責、清晰的真相說明,更沒有看到有一個人有像樣的反思。真相和反思的意義,第一是可以寬慰無數死者的親人,二是爲討公道而釐清罪責,三是爲今後的抗爭留下經驗教訓。可是,我看到的是所有人要不就是顯示自己當年的成功,要不就是推卸責任,其做法無非是曲解歷史、掩蓋真相。蘇曉康指出,許多人的說詞,還是三十年前的,如八九引發了蘇東波、屠殺暴露了共產黨的殘暴,後一句幾乎是兒童話語。而如果是當年的參與者,至少也五十歲以上了吧。三十年歲月未能喚醒幾人,他們都曾是中國最優秀的學生,卻寧願被私利綁架,到死也不會說一句誠實的話,跟鄧小平一樣油滑。他直接點名對其中的若干人物提出嚴厲的追問:我不知道大家流亡了三十年,這輩子何顏以見江東父老?

蘇曉康認爲,如果不是自欺欺人,必須承認六四是一場失敗的民間反對運動。而六四並不必然是失敗的結局,抗爭者在此過程中犯下了種種錯誤。六四的失敗,後果非常嚴重,主要有四個方面:第一、六四亡靈至今不得昭雪,長安街血跡未乾,天安門母親至今追討公義不成;第二、中國文明曾有的千載難逢的變革機遇被斷送,甚至中共可能的改革走向也永遠消失, 中國人爲此將付出的代價幾百年後纔看得清楚;第三、在六四的血泊上,中國由一個邪惡制度主導而崛起,以全球化擊敗西方文明,對世界的影響無法估計;第四、中國的崛起讓中華民族付出環境和道德兩大代價,幾代人都無法挽回。

這是我看到的,六四的參與者中極爲罕見的反思與自我反思。當然,此前並非沒有一個人有像樣的反思,劉曉波在《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中早已有了深刻的懺悔。他嚴厲地自我剖析、究責與悔罪那內心的磨難與激烈拉扯。他毫不留情地揭露知識菁英的怯懦無能,批判學生領袖的爭權與功利。他那通透赤裸、痛苦撕裂的直白描述,刻畫出迄今最翔實、最撼人心絃的一部六四回憶錄與懺悔錄。作家查建英寫道,在所有的六四學運領袖中,可能只有劉曉波寫下了這樣的懺悔,他把自己也放在聚光燈下嚴厲審視,分析自己的複雜動機:道德激情、機會主義、對榮耀和影響力的渴望。然而,很多六四參與者不僅不願像劉曉波這樣懺悔,而且還撰文對劉曉波發起惡毒的攻擊:他們認爲,這不過是劉曉波又一次地自我形象塑造,並且是在幫助官方抹黑學運領袖和知識精英。

如今,蘇曉康所提出的意見同樣不被接納。很多人給出相當負面的迴應,很多人根本就掩耳盜鈴,實在讓人遺憾。不能承認和直面失敗,如何能夠贏得下一次戰鬥的勝利呢?

封神榜懺悔錄

三十多年來,海外紀念六四的活動多多少少淪爲封神榜,很多根本沒有參與過六四的人物也在爭奪話語權;掌握了一定話語權的人,則不斷誇大自己在八九學運和民運中的作用和地位。然後,永遠把自己定格在那個輝煌的歷史時刻,享受那種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美妙感受。

對六四最好的紀念不是各自寫一部封神榜,而是老老實實地寫出各自的懺悔錄,不要讓劉曉波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成爲廣陵散般的絕響。

六四無疑是一場慘敗。即便是蘇聯、東歐的劇變,也根本不是中國抗爭者的功勞,不能自欺欺人地貪天功爲己有。東歐各國的民主運動從一九五零年代開始就前赴後繼、不絕於縷。而中共的六四屠殺,並沒有讓東歐的獨裁者們望而卻步,東德和羅馬尼亞共產黨的高層都曾第一時間飛到北京來取經,他們未能複製六四屠殺的經驗,乃是因爲這些國家的軍隊和警察已經不聽使喚了。

六四的慘敗,後果確實非常嚴重。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六四是其野蠻崛起的起點。它意識到,在中國,統治合法性不是靠選票和憲法,而是靠暴力和殺戮,其建構天下帝國也要用同樣的手段,所以同樣的暴政和屠殺如今施施然地發生在香港。

其次,對於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來說,對當時的表現的自我反省是必須的。當年,在相當意義上,反對者與反對的對象是精神同構的:學生與軍人唱同一首歌——《血染的風采》、《國際歌》;決策過程是非民主的,鄧小平在家中召集元老會議罷免趙紫陽並決定開槍,而廣場上少數幾個人就可以推翻高自聯關於撤出廣場的決議;學生將污染毛澤東像的湖南三勇士扭送公安局,此行爲惡劣跟共產黨如出一轍,迄今爲止,整個過程沒有多少人站出來說清楚。這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是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問題,必須刮骨去毒。

思想史家林毓生在六四屠殺後三個月接受臺灣媒體訪問時就指出,革命的浪漫主義加上中國傳統的內在超越精神,使得學生不願妥協。中國文化基本上是一個意圖倫理爲主導的文化,所以堅持責任倫理的人一開始就不佔上風。在西方,民主的落實和發展,得益於獨立於政治的民間社會基本結構(如教會、獨立的社團)甚多。意大利學者羅傑若在《歐洲自由主義史》一書中,即藉分析加爾文教派對民主發展的貢獻,指出民間社會與民主的關聯性。但是,受實用觀念左右的中國知識分子多寧願投入政治的改革,很少人有耐心去做促進民間社會成長的工作。林毓生的分析和批判,三十年後,在中國知識分子圈中依然是知音少,絃斷有誰聽

第三,六四流亡者羣體在海外三十多年來的表現,整體上說確實不能讓公衆滿意(儘管有少數人做得很好 )。有一部分人可以說相當惡劣,有人搖身一變,以億萬富豪的身份榮歸中國,成爲中共的座上嘉賓,爲了讓自己的財富倍增,不惜爲虎作倀,與頑強抵抗的天安門母親相比根本就是判若雲泥。他們中的很多人是被香港的黃雀行動救出中國的,三十多年後,香港遭難,香港不少年輕一代反抗者被迫流亡海外,那些受惠於香港、在西方早已事業有成乃至相當富裕的六四一代,卻對香港正在發生的慘劇不聞不問,也沒有捐款成立一個基金會來幫助那些流亡的香港年輕人。且不說現代政治倫理,就是用中國古訓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來衡量,亦是忘恩負義、自私自利。所以,對他們的質疑和批判是必須的。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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