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讲授希腊史，会迎来苏格拉底的厄运？
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重庆西南大学徐松岩教授在微博上披露：昨晚给本科生上课，第三节课下课后，有自称“信息员”的同学，未经本人允许偷听了课程，并通知我准备汇报。
据西南大学官网介绍，徐松岩现为西南大学古典文明研究所所长、古典学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希腊史和罗马史等西方古典文明，他曾译注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及色诺芬的《希腊史》等古希腊三大史学名着。他授课颇受学生欢迎，也曾应邀到国内外诸多名校讲学。
徐教授专攻希腊罗马的历史，跟中国现实相距甚远，照理说这个领域并不敏感。然而，在习近平时代，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充满“地雷”。此前，官方媒体发表多篇文章，批判人文社科领域推崇古希腊文化。习近平在一次讲话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文化沃土，坚定文化自信，不要“言必称希腊”。于是，“希腊”成了敏感词，希腊研究成了敏感领域，徐教授被一名学生信息员传唤去汇报其研究成果，也就不足为怪。
研究希腊历史的徐教授，在深受学生信息员羞辱之际，大概会联想到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的命运。他离苏格拉底的厄运有多远呢？在他遭遇苏格拉底的厄运之前，还能改换跑道，研究别的领域吗？比如，转而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思想？如今，中国的各大学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习近平思想研究院，一定还有很多职位空缺，欢迎徐教授这样有研究能力的学者前往。
在今天的中国，讲授希腊文明，有可能被扣上不爱国、崇洋媚外、与党争夺青年等可怕的罪名。当初，雅典人审判苏格拉底时，主要是控告他的是两项罪名：荼毒青年与不敬拜雅典众神。苏格拉底在经受审判之后，慷慨赴死，留下遗言说：“如果我告诉你们，每日讨论善与其他题目、反省自我与他人就是一个人所能够做到最好的事，而且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活的，你们不会相信我。”苏格拉底的审判发生在雅典高峰过后的一片颓丧之时，苏格拉底之死其实是雅典衰落的病征。
如果苏格拉底生活在今天的中国，命运不会有所改善。八九镇压之后，中共对大学的控制日渐加紧，大学党委成立专门的教师工作部，又在学生中广泛设置“信息员”，由校方指定具有党员身份或向党靠拢的学生担任，其职责包括广泛搜集教学和教学管理信息，定时向学校反映任课教师的教学态度和内容等方面的意见。
《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赫海威曾发表一篇题为《中国高校用“学生信息员”监督教师、消除异议》的报道。该报道指出，中国大学部署学生对教师进行监督，成为一种毛泽东时代的回归。这是习近平发起的一场大规模运动的一部分，目的是消除异议，把大学变成党的根据地。作者根据对二十多名教授和学生的採访，以及对公共记录的查阅，得出结论：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大学学生信息员数量激增。学生监控老师对习近平、共产党和民主等思想的看法，作为交换，他们可以获得奖学金、更高的分数以及在具有威信的共产党组织中得到晋升。记者採访了一个化名彭伟的四川大学学生信息员。这个学生说：“我们的责任是保证纯粹的学习环境，保证教授们遵守规定。”学生信息员的任务涵盖广泛，不仅关注教授在课堂上说了什么，还关注教授们的私人生活，包括对书籍和电影的品味。彭伟经常和其他学生交谈，收集他们对老师的印象，包括老师的性格、价值观和爱国立场。信息员逐渐掌握了对教师的生杀予夺之权，教师在信息员面前如乞丐般卑微。
红卫兵转世成为“信息员”
文革并没有结束，红卫兵并没有消失，红卫兵已然“转世”为学生信息员。
文革史研究者王友琴，曾专门研究文革中学生打死老师的现象。她指出：“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由青少年打杀教师和老百姓的事情。在皇帝时代，死刑要经过审理，可以上诉，由专业刽子手执行。文革后有人把文革笼统解释为‘封建主义传统’造成的。这种说法不能解释一九六六年八月发生的红卫兵暴力。”儒学是中国古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固然有诸多局限和缺陷，但受儒家教育和影响的士大夫及普通民众，知道尊师重教，天地君亲师是民间祭祀的对象，尊重老师就如同尊重父母。鼓动、驱使学生打骂老师乃至打死老师，是共产党独一无二的发明，帝王和军阀们都自叹不如。
经王友琴考证，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时间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午后。同时被毒打的还有该校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汪玉冰，一共五人。在长达三、四个小时的毒打和折磨中，包括用带钉子的木棒打和用开水烫等残酷手段。卞仲耘死亡，她的身上遍布青紫，还有几十处血窟窿。另外四人也受到骨折等重伤。在北京第二个被打死的，是北京一零一中学的美术教员陈葆昆。时间是八月十七日。一起被打的还有该校十多名教员及领导干部。他们被强迫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用四肢爬行，双手和膝盖鲜血淋漓。一名目击者说，爬行过程中，有一红卫兵用穿着军用皮鞋的脚踩碾一名女教师的手指。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百万红卫兵，并将红卫兵领袖宋彬彬的名字改为宋要武。于是，红卫兵暴力在规模和程度上陡然升级。到了月底，仅在北京就有上千名老师、学生和平民被打死或被逼自杀。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后，文革在表面上看结束了，但中共的本质和统治模式并无根本改变，文革文化和文革基因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和心灵之中。没有民主化，也没有转型正义，除了王友琴等少数研究者和受难者家属之外，没有人纪念无辜的受难者，更不用说追究和惩罚凶手了。
如今，层出不穷的小粉红、战狼和学生信息员，都是红卫兵的转世，中国大学正走在迅速纳粹化的道路上。一九三三年二月，希特勒任命鲁斯特就任普鲁士邦文教部长。鲁斯特不久即宣称“要在一夜之间使高等学校不再成为玩弄学术的机构，要使自然科学研究为经济计划和军备计划服务，并从人文科学中寻找为纳粹主义辩护的论点”。纳粹在德国所有的大学中展开忠诚度测试，每一个想在大学里担任教职的学者都必须先在纳粹观察营里培训六个星期，当他们的学术的见解和性格受到纳粹专家的研究和认可之后，他们的名字将被报送教育部，最后再根据申请者的可靠性审核决定是否发布教书凭证。纳粹对大学教师队伍的摧残导致五年内约上万名教授和知识分子被迫流亡国外。经过“淨化”的德国大学，成为批量培养“希特勒的青年”的工厂。
这一切正在中国重演：被厦门大学开除的经济学教授尤盛东流亡美国后披露说，中共当局利用学生告密者在教室里制造一种恐惧气氛。学生们举报他质疑习近平的标志性口号“中国梦”。尤盛东告诉学生们，中国梦是“妄想，狂想，而不是一种理想”，这句话让他失去了教职。他质疑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大学怎么可能有发明创造？这不是习近平关心的问题，习近平希望所有中国的青年都被其洗脑，心甘情愿地充当其炮灰。
最黑暗的时刻还未到来。在中国，老师已经成为一种高度危险的职业。今天只是失去教职，明天失去的就有可能是自由和生命。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