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的报道首先就提到这个诺贝尔奖对中国共产党所造成的问题。两年以前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受到中共强烈的反应，甚至有挪威要员要到中国去都不给中国签证；挪威的鱼要运到中国，它的船不给开，等到鱼坏了才让它进去。
而全国共产党控制的媒体一律地对诺贝尔和平奖本身从怀疑到咒骂，这种强烈的反应，两年前的反应跟两年后的反应就使人觉得莫言得到诺贝尔奖一方面共产党固然可以大大地庆祝一番，另外一方面好像也还有许多问题，至少有三种强烈的反应：
一种当然是共产党正统派对这个事情欢欣鼓舞；另外一个是自由派的人对他也破口大骂，认为莫言本身没有独立的人格，依附共产党，没有脱离政治。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在两年以前大家为刘晓波声援他就拒绝签名；另外他在德国开会也不为异议份子说话。所以从异议份子或者自由派观点看，他是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人。
另外就是左派的反应对他是一片咒骂，甚至认为他是汉奸，讨好外国人然后得奖。另外，我所碰到的一些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莫言谈不上是异议分子，但是他不是共产党的御用工具。
莫言有一本小说最先在中国都不能出版，那是天安门事件前后。是先在台湾出版然后大陆才能出版的。他做的许多事情大家都是不能同意的。比如说抄毛泽东的《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他也说了到现在为止他还是不后悔，不过他不认为那是一个正确的文艺路线，凡此种种当然都是有人对他有意见。
另外一方面瑞典的委员会从冷战以来前苏联、跟前东欧有些国家的有些人拿到诺贝尔奖，拿到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异议分子，都是批评共产党的，都是批评极权体制的。比如说索尔仁尼琴得过奖，不能让他去领奖。另外还有些人也都是异议分子，一直到高行健，还是异议分子。所以在瑞典也是一个问题。给的这个奖是共产党当局可以接受的人。
刘晓波的问题被路透社记者提出，问他对两年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莫言他就很明显地表示，他说现在他希望刘晓波健康地获得自由。所以从某些地方讲，他得到奖以后可能也获得一点勇气，遇到权势他不是正面对抗而是与之周旋，与之妥协，在妥协中求生存。
他的作品中偶儿也还有一些对社会的批评，对政治的批评，不过采取间接的方式否则他不可能在中国存在，也不可能在中国写作，更不可能获得中共官方的职位，作协副主席或者副会长。所以从这方面看可以说他可以说在政治上是一个比较灰色的情况，不是很明显的。所以自由派的人、异议分子绝对不会对他获奖有很热烈的正面反应。
另外一方面共产党虽然要对他加以炒作，给自己打肿脸充胖子，但是它恐怕心里也很嘀咕，因为不知道他将来再说些什么话？他还表示过一个意思，很清楚的，就说作品不能受限制。他是站在人的角度上讲要突破政治限制。这是他的一种表态。据我所知像马悦然，像还有一些国内作家也认为他得奖是可以得的。
他的翻译者，比如说美国的葛浩文也认为他这个作品中间有社会政治的某种讽刺，某种东西或者借着一种历史的或者神话的方式表现出来。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去承认他有可能对现实政治还是有批判精神的，不要把他一棍子打死。
如果我们采取严格的或者极端的政治观点对他完全加以否认，认为这个给奖是瑞典学院是向政治屈服、向共产党的经济发展屈服，我想有点推论得太过了。
瑞典秘书长宣布这个的时候也提到这是瑞典第一次离开异议分子而给一个共产党可以接受的人颁发文学奖。因此他讲这是文学的长处，不能抹杀。但是也不是否认文学跟政治无关，但是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批判力量的一部分，所以他被夹在中间所以就造成问题。
对自由派的人当然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对共产党也未尝不是一个问题。他既然说了刘晓波应该放出来，应该越早越好。这个对共产党讲也是心里造成了一个疙瘩。将来他会不会因为得奖以后共产党不好随便动他了他就说些破格的话，而为共产党制造困难？也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现在才57岁。
另外一方面还有他自己的问题。
他自己希望在世界上留下来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他是不是愿意把自己变成一个共产党应声虫？这不是不可能，不过在他还没有做这些事情以前，我们都还应该存疑。所以这是我讨论莫言问题提出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价值问题。
就说我们在海外的人，我们相信普世价值的人，相信自由的人，相信容忍的人，我们必须要做到容忍。对于异己分子，对于与跟自己不同的人，至少要容忍他的存在，而不能因为他在政治上跟你观点还不是完全相反，有些格格不入就把他一棍子打死。我觉得这样的态度对我们讲是不好的。
对于莫言来讲的话，我们对他的许多观点都保留，对他的许多做法我们也不同意。但是我们也相信如果他的文学创作达到一种水准，可以到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程度，我们也不能说他不应该得。至于他得到奖以后怎么样做？建立他自己新的国际形象，那就是他个人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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