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局阻挡母亲祭奠“六四”遇难爱子*
今年6月4日是八九“六四”二十周年，世界各地正陆续举办各种“六四”二十周年纪念、研讨活动。5月17日，50多位“六四”遇难者亲属，在北京“六四”难属张先玲女士家中，为“六四”死难者举行集体祭奠仪式。“六四”难属丁子霖、蒋培坤夫妇被当局派出的国保警察阻挡监控在家中，不能前往祭奠二十年前遇难的爱子。
丁子霖女士愤怒的说：“ 我觉得我面对的是一个非人的政权，让我们过这种非人的生活，这儿哪里谈得上什么人权？”。
*关于八九“六四”*
1989年4月15日，被罢黜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随后，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先导，继而社会各阶层参加的大规模街头请愿游行。
（各界游行录音片段）
< 呼喊 >“耀邦不朽!”“言论自由！”“解除报禁！”“要求清除腐败！”“铲除官倒！”“保障人权！” ......
从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后在中国各地，游行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
5月20日，中国当局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6月3日夜里，戒严部队动用坦克和机枪，在北京街头杀戮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当时实况录音剪辑片段）
<北京街头戒严部队的枪声和民众的喊声>
(女)"快,快!近一点儿!快一点儿!"
(男)"板车,板车!"
<枪声>
(另男)"录下来这暴行!"
(女)"救-护-车!快!救护车!救-护-车"
(男)"一个小女孩躺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个助教,背后中了一弹,鲜血。。。全身流满了鲜血,躺在了地上,然后我们去救的时候,他们还朝我们开枪!"
<枪声，人喊声>
在6月3日夜里、6月4日清晨，以及随后的几天里，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多少人受伤，时至今日，中国当局一直没有公布确切的数字和名单。
*丁子霖与“六四”难属群体*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蒋培坤是这个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里，他们十七岁的儿子蒋捷连（北京人大附中高二学生），在北京木樨地被戒严部队枪杀。1991年，丁子霖女士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时候，首先站出来公开了儿子遇难的经过，随后开始寻访“六四”遇难者家属和伤残者。到目前，丁子霖和难属们一起，已经寻访到196位“六四”遇难者的家属和71位伤残者。他们组成的群体被称为“‘六四’难属群体”或“天安门母亲群体”。
今年5月17日，五十多位“六四”难属从北京城四面八方来到难属张先玲家，祭奠灵堂中央上方横幅是“六四二十周年祭”，左右悬挂挽联“追寻真相是天安门母亲的权力”“坚持正义是茫茫黑夜中的希望”。横幅下布幔上挂着67张遇难者照片。祭坛前有黄白烛光组成的“89 64”字样。
下午2点45分，祭奠仪式开始，难属们在廖亦武先生创作的“天安门母亲之歌”悲凉乐声中向亲人默哀行礼。
原定宣读祭文的丁子霖女士因受警方阻挡出不了家门，委托难属徐珏女士宣读-----
“六四”惨案二十周年祭文
今天，我们选择在2009年5月17日这个日子来为“六四”惨案死难者举行集体祭奠仪式。二十年前的这一天，首都百万民众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的大学生。我们的儿子、女儿很多都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所以，这个日子对我们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它让我们想起珍藏在心底20年的一段美好回忆，让我们想起当年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的追求和渴望。但是，谁也没有料到，时隔仅仅半个月，学生和市民所怀抱着的纯真、朦胧的幻想，在邓小平和李鹏的铁血政策下顷刻间被碾压成齑粉。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集体祭奠仪式，就是为了追思当年倒在血泊中的死难者。他们在二十年前的6月3日夜晚，在最危险的时刻奔向了最危险的地方。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是在木樨地阻挡戒严部队向天安门方向进军时被密集的枪弹射杀的；有很多人是在东单和西单路口与军队的对峙中饮弹倒地的；还有一些人是在大屠杀现场抢救伤员、同军队抢夺同伴尸体时被打死的；还有一些大学生是在和平撤出天安门广场时在六部口被从身后开过来的坦克活活碾死的……
这是一场反人类的暴行，一场在中国百年以来和平时期发生的最残忍的暴行，也是发生在20世纪和平时期世界范围内最惨绝人寰的杀戮之一。它留给我们噩梦般的恐怖，直至今天仍未有喘息的机会。
尽管50天时间在漫长的历史中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但那些惨死者却为此承担了整整二十年的不白之冤；而他们的父亲、母亲，他们的妻子和丈夫，却为此承受了二十年的悲伤、痛苦和磨难，而且这份苦难仍在继续。“六四”，这一沉重的债务，要到何时才能偿还？
岁月无情。今天，我们这些为你们父母的，大都已进入古稀之年，有些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今天，我们这些为你们妻子的，也已步入中年，有些已过半百。从五年，十年，十五年，再到20年，我们这个受难群体，曾经在地狱般的黑暗中呻吟，曾经在几近枯竭的泪海中挣扎。随着时间的渐渐远去，一些年老病弱者先后倒下了，迄今为止已有二十位。他们没有等到讨回公道，就含冤长逝了。每当我们想起这件事情，心里就禁不住一阵寒颤。
二十年来，亲人们苦苦追索大屠杀的真相，寻求迟迟不肯到来的正义。我们前面的路依然是那样的漫长，似乎看不到尽头。但是，我们未敢懈怠，未敢停息，仍然一步一步地艰难跋涉着。这是一场弱者对于强者的抗争，这是一场道义对于权力的较量。我们遭受过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但我们坚信一条，这个世界不可能永远靠金钱和权力来主宰，正义来之不易，迟到的正义更值得珍惜。
作为你们的亲人，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面对你们的遗像，举行追思悼念。我们唯一可以告慰你们的，是在强权和高压面前，你们的亲人没有畏惧，没有退缩。我们为你们也为我们自己维护了做人的尊严，但愿这能让你们的灵魂得到慰藉。
天安门母亲 2009.5.17
*徐珏：不怕当局威吓祭奠“六四”遇难亲人，慰藉死难者*
次日，徐珏女士接受我的采访谈她的心情：“二十年了，我们度过了艰难的折磨和困难，我们期盼政府当局给我们解决‘六四‘的问题，为我们的亲人讨回公道。”
地质科学工作者徐珏女士的儿子吴向东1989年21岁，6月3日夜里被戒严部队枪击，6月4日凌晨去世。徐珏的先生吴学汉因儿子遇难，悲愤抑郁，患了癌症，几年后去世。
徐珏表示：“当局至今对我们置之不理，我们只有继续用我们的精力和力量抗争下去，估计前面困难的路还漫长，要为正义的事业献出我们一生精力。
这次尽管丁老师、蒋老师被关在家里，不让我们的负责人跟我们一起祭奠这个难忘的日子，我们仍旧庄重举行了这个纪念二十周年仪式，不怕当局威吓，也是对死难者的一种慰藉。我们很悲愤，同时有更大的决心。”
徐珏女士说：“祭奠活动结束后，我和张先玲去丁老师家，把祭奠活动的照片以及经过都告诉丁老师、蒋老师。他们很快把照片报道等整理好，很辛苦，深夜发出去。他们二位身体很糟糕，咬牙坚持。蒋老师因患脑梗，有时话都说不出来，昨晚一边修改文稿一边还在吸氧。”
徐珏女士特别强调，举行这次祭奠仪式很不容易。她举例说：“周淑庄老人的丈夫段先生今年去世，周淑庄是坐轮椅来的，她住在东郊，来西郊，跑很远路。袁先生、李大姐，八、九十岁，拄着拐杖来参加。有的在警察警告、到家里去了的情况下仍然不怕。我们给每位死难亲人都敬了酒。这次祭奠活动，也是对当局压力的抗争，我感到很欣慰。”
*张先玲：亲人遇难很悲惨，阻挡丁子霖夫妇参加祭奠不合人性、践踏人权*
这次祭奠活动的主持者张先玲女士表示，这次参加祭奠活动的人数，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有些新伙伴加入特别重要。她说：“有些我们群体的因种种原因没有参加十五周年纪念的很多人，来参加二十周年祭奠。有些年纪很大，袁克志先生九十二岁、周淑庄女士病了很长时间，这次都来了。。。大家都觉得二十周年是很重要的日子，排除一切干扰来参加，也说明‘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团结和向心力，也说明我们要追寻这桩事情到底的决心。”
张先玲女士的儿子王楠，1989年十九岁，是北京月坛中学高二学生，6月4日凌晨遇难后，又被戒严部队埋在天安门广场边二十八中学门前土地里，后被挖出，直到6月14日，家人才找到他的遗体。
谈到当局不允许丁子霖夫妇参加这次祭奠活动，张先玲认为：“当局作法非常不符合人性，可以说完全践踏人权，也侵犯我们的自由。因为丁子霖是要来悼念她的儿子，我们一起悼念被杀害的亲人，本来就是一桩很悲惨的事情了，你凭什么不让她来呢？有什么道理不让她来呢？
当时警方说有什么外国记者，有什么‘天安门母亲运动’的人来，根本就没有。而且我跟他们说‘你们可以跟着来看，如果觉得哪个是，就不让他进来嘛’。这样他们都不准许，所以说明‘和谐社会’的提法。。。在这点上连基本的人性都没有，怎么谈得到‘和谐’呢？当时大家都很愤怒。”
*张先玲：难属群体中老年人互勉保重，年轻人承担责任*
这次祭奠活动前，警察也到过张先玲家，她说：“之前两天，周五（15日）来的。警察说‘听说在你这里有个活动，我奉上级的命令来告诉你—— 第一，不要有其他人参加；第二，不要有记者参加；第三，开完会不要上街游行之类的。我当时就说，悼念亲人是我们的权利，你们没权力干涉我们。什么叫‘其他的人’？如果不认识我们的人，我们会让他来吗？我们也不会请记者来。我们悼念自己的亲人，愿意安安静静诉说我们的心声。游行要申请，既然我们没申请，我们不会去游行。
但是没想到安全部门就非不让丁子霖参加。我认为他们就是发自己的淫威，一种过度的反应。”
主持人：“纪念‘六四’二十周年，您有什么特别要说的？”
张先玲：“今年二十周年，我很感动。有些年轻的人也能负担起一些事情，表现出积极负责的勇气、道义承担的责任感。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天安门母亲’的希望。我们毕竟老了，我们中很大年纪的人互相勉励保重身体，争取看到讨回公道的那一天，我们要把这桩事情进行到底。我们这二十年，大家有个团结的力量了。”
主持人：“到会的有遇难者的儿女吗？”
张先玲：“有，不多。一般我们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了。”
*丁子霖：“你这个上级没有人性”*
因警方阻挡未能参加“六四”二十周年难属祭奠仪式的丁子霖女士，讲述当天受阻情况，她说：“警方上午十点钟到我家来，说不让我去参加，这点对我很突然。我说，我们没有在公共场合，只是在私人家里关着门祭奠，五年一次。十周年第一次，在我家；第二次十五周年在张先玲家。现在二十周年在张先玲家。我们一直悄悄在家里作，既不影响公共秩序，又没碍着谁，哪条法律不让我们去呢？
警方的理由是几天以前从国安方面获得信息，第一，有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要来参加你们的祭；第二有境外记者要参加；第三，你们规模太大，有五、六十人。我告诉他‘你前面讲的两条都子虚乌有，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有这个祭奠，我们早就决定关起门自己集体祭奠，十周年、十五周年都作了，凭什么二十周年不让我们作呢？至于人数多少，我们没法预料，要以到场人为准。十五周年时，我们是四十。人数规模是不让我去祭奠的理由吗？’
从上午十点磨到一点，结果我和我丈夫不能去，祭奠可以照常举行。事实上没有境外人、记者来参加，我说你们信息完全失误，我们没有让他们来参加的打算，即使参加了，又不违反哪条法律。反反复复这么谈了三个小时。
警方上来三个人，告诉我他们上岗了，在我家住区门外，这就是监视居住，不能随便外出了。没有任何法律条文，就说奉上级命令。
我告诉他‘你这个上级是没有人性的’。所以，什么‘法制社会’呀，什么‘完善法制’、什么‘人权工作’，现在我可真是领教了！他们现在人是很斯文，执行的是恶法。
祭文怎么办？他们把着我们小区的门，我担心即使徐珏来，会发生冲突，到时又受到伤害。赵紫阳去世那一年，徐珏就在我家门口被他们拉走，发生严重冲突。我不想这个局面再发生。我给张先玲发电邮，等确认她收到，我又让徐珏不要来我这儿，直接去张先玲家。我委托徐珏读祭文。
原定张先玲主持，我读祭文，大家分头接老人、病人。。。事先大家都没有用电话，都是当面通知。现场的挽联是我老伴一个多月前拟的，我送到能写的难友那儿去。难友们为这次祭奠都精心做了很多事。”
*丁子霖：儿子死于暴行，我祭酒权利都被剥夺，彻底撕下统治者假面具*
受阻不能参加祭奠仪式，丁子霖谈她的心情：“当然我感到很难过，尤其祭奠结束后，他们把照片拿来给我看，六十七张遇难者照片排在一起，左上方第一个就是我儿子，我们每年祭奠仪式的最后程序就是亲人上去，为自己遇难的亲人祭酒。
我儿子是死在这场反人类的暴行里，死了二十年了，现在这个中国政府，居然害怕到这种地步。我们关起门，我去为自己的儿子祭一下酒，这个权利都被剥夺了，还‘还六四公道’？所以我觉得这次的事件，把现在这个专制统治者的假面具彻底撕下来。
他们说‘紧张’，我说‘对，是。你们大概没想到吧，赵紫阳去世四年以后，现在他的声音就在中南海上空回荡哪！把你们中南海那些高层的人，大概吓得惊魂失措了吧！所以，对我们这个祭奠仪式都那么害怕。
我感到很难过，我想，在场参加祭奠的都上去祭酒，我儿子，他的父母为他祭酒的机会都被剥夺了。我现在生活的社会是人的社会吗？别那么虚伪了！跑到国际社会去装什么呀？假面具说拉下来就拉下来，你不能对外一套对内一套啊！
国际社会也得要同一标准。在柬埔寨，可以有国际特别法庭，审判三十年前红色高棉领导人残害二百万同胞，可以定性为‘反人类的暴行’，那我们中国的‘六四’呢，连祭奠一下亲人，你都不让我去。”
*丁子霖：下楼去吃碗粥也被便衣盘问跟踪*
对于警方的作法，丁子霖认为：“他们非常愚蠢，我跟他们说‘你们阻挡得了吗？
祭奠仪式之后，报道不是连夜出去了吗？祭奠结束，张先玲、徐珏到我家来，把过程讲了，留下他们拍的照片。我连夜把所知道的情况写出来。
便衣知道得很清楚，我不会打电脑，我丈夫又病着，他们想看我们怎么办，想关起国门来怎么蹂躏我们都行，就是不要让外边知道。我们17日夜里真是拼了命，我根据她们讲的写下来，我丈夫就打字。张先玲、徐珏离开都七、八点了。这时候我也弄不动饭，我们就下楼到马路对面的宏状元粥店，我们想去吃碗粥，回来赶快写。
一下楼，四五个便衣小伙子就上来了----“你上哪儿去？丁老师。”我当时真愤怒极了，说‘你没资格问我，要跟你就跟着吧’他们不停地用手机联系，跟着我们到马路对面。
吃完回来，我当时就走不动了。我先生现在心脏不太好，经常憋气，我赶快给他含了硝酸甘油，坐在院里凳子上。旁边几米另外一张凳子就坐着这帮便衣，那时是九点钟，黑夜里我也不知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等我先生缓过气来，我们就上楼了，上来就躺在那儿吸氧。”
*丁子霖：忆二十年前“五 . 一七”，民主运动深得人心*
丁子霖说明：“ 我们是精心挑选的这个5月17日，因为1989年那一天是北京百万民众声援学生。‘四。二六’社论也发了，激化了矛盾，导致了‘五.一三’学生绝食，所以百万民众，各行各业人上街声援天安门广场学生。没有人组织，都是自发去的，这就是民心的显示。
经了解，我们已故的亲人中，不少人参加了那天‘五.一七’大游行。所以我们选定这个日子，有它特殊意义，说明这场民主运动深得人心。我们选这一天，表明我们‘天安门母亲’对二十年前这场爱国民主运动的看法，我觉得这是忠实于历史本来面貌的。
我和难友们一起筹备这次集体祭奠，几家年老体弱的，我一家一家去和他们谈。本来他们想派子女参加，因为他们平时确实连楼都不下的。五年一次啊，对我们来说真是非常难，我不敢说这是最后一次了，‘五年一次，二十周年，去吧，去吧’。
祭奠仪式现场的气氛我没有去感受到，我的情绪是便衣们调动起来的，带着悲愤。。。用‘悲愤’两个字也很难形容当时的心情，但是我没有流一滴眼泪。
我觉得我面对的是一个非人的政权，让我们过这种非人的生活，这儿哪里谈得上什么人权？我们在这里苦苦抗争，就是要争这么一片空间，但还是被他们剥夺了。”
*丁子霖：写我没有参加的这场祭奠仪式，病中人为连夜发出报道拼了命*
丁子霖说：“ 剥夺了，我也得争。我就硬着头皮写，写我没有参加的这场祭奠仪式，很特别，这本身就是抗争，就是我对我自己权利的维护。我就靠这股劲，把这篇报道写下来。
我丈夫吸完氧，坐起来，帮我打字、修改，最后他是插着氧气管，到凌晨。。。他现在功能不行，手不听脑子使唤。大夫给他定的是‘命名性失语症’，思维和语言的严重中断。思维是清楚的，但表达上。。。操作上更有问题，明明我写的是这个字，他打出来的不是这个字，键盘上找不着这个字，这份着急呀。我们就这么磨啊。。。你们现在看到的稿子一千多字，他打出文字，错字连篇，我又用红笔改，满篇都是红字。我坐在他旁边，我们就一行一行过，打出来以后再改，我们再配照片。
我就想，你不让我去，以为（消息）就发不出去吗？
我没白废力。到全部发完，凌晨三点。”
*丁子霖：“六四“二十周年，考验难属、知情者、中国当局和国际社会 *
丁子霖认为：“‘六四’二十周年，是很重要的关键时刻，对我们难属来说，是检验我们能不能坚持下去，抗争讨回公道？因为二十年确实不短了。
对国际社会来说，是考验-----能不能坚持人类的普世价值，还是功利实用高于一切？
对中国政府来说，也是一个面对‘六四’二十周年，这么一场大屠杀，你是继续用谎言来掩盖你的前任所犯下的罪行，还是改过自新、改恶从善？
我觉得大家都面临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另外像赵紫阳的讲话（近期传出公布的赵被软禁期间谈话录音），是面镜子，太重要了。我们一直要求‘六四’真相，赵紫阳的讲话，这是八九民运、‘六四’很重要的一部分真相。
从死难者方面来说，我们寻访。。。只是屠杀以后造成恶果的这方面。现在学生方面，白皮书也有了，‘六四’日记也有了。参与者、知情人、也都说出他们的一部分真相。现在赵紫阳作为中共高层决策者之一，（录音谈）当年是怎么对待学生运动的，历史真相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在‘六四’二十周年，在这个很大突破的时候，国际社会将何以面对？还是装聋作哑吗？还是为虎作伥吗？还是助纣为虐吗？
还是能够坚持正义，站在弱势群体一边？
我觉得国际社会恐怕也面临一个很严峻的考验。面对中国----当今世界上现在还残存的这么一个最大的共产专制国家，你国际社会何去何从？
奥巴马在就职演说的时候，不是还把共产主义和纳粹相提并论吗？那确实讲得很漂亮的，我们都注意到了。我也注意到他竞选始终口号就是‘Change’（改变）。美国现在实际上是最大民主国家，你‘改变’总要使得世界在民主潮流。。。你不能往相反方向改变哪！
所以，我想这对大家都是个考验。
因为二十年了，现在大家都把二十年前发生的这场暴行又摆在面前。我想不久，你又会看到我们群体努力的一个结果。”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