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这篇报道的题目是“中国年轻作家涉足青春期的烦恼”。报道从年轻作家蒋方舟、郭敬明说起，谈到80后作家在中国文坛的崛起。报道说，80后作家在近年来中国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杭州作家昝爱宗在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谈到了三位“80后”的主要作家：韩寒、郭敬明和蒋方舟；他认为郭敬明的知名度在三人中较为突出：
“我知道80后韩寒倒是比郭敬明出道要早一些。韩寒是在抗震救灾的时候他直接是到前线去，因为他会开车，他给人的感觉是特别青春，特别能干的一种。他文章写得也好，他也写小说。郭敬明比他来得晚一点，但是反而后来居上。因为郭敬明可能写的小说跟他的青春有关系，可能韩寒现在是略微成熟了一点，郭敬明更年轻，所以郭敬明的作品现在超越了韩寒。郭敬明可以说他是经常写，他可能几个月就能出一本新书。郭敬明还主编一个刊物叫《最小说》，这个刊物也卖得好，而且长江文艺出版社把他聘为北京编辑中心的一个什么主任，就说明他非常能干，也是个人才。蒋方舟嘛就是已经被清华大学录取了，也是因为他小说写得好。”
纵观世界各国文学史，中国文学以抒情见长，而不以叙事争胜。中国人最引以为自豪的恐怕还是《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红楼梦》当然是一流小说，但总体来说，中国的小说不如欧美的小说，这是文学批评界的公论。在明清以前，多数作家讲复杂故事的本事好像赶不上抒发深沉委婉情致的造诣。作家昝爱宗说，80后作家讲故事的能力却相当出色：
“就感觉到他们编故事的能力特别强，编故事因为对小孩来说，比如说中学生啊、或者高中生啊、或者大学生啊这些年轻的一代，他们不在于文学性有多美，但是他们讲故事的能力特别强。这些青春作家嘛，他们擅长于编故事。就是说这些人的作品不一定是象经典流传百世，但是只要目前受孩子们的欢迎，我认为他们就是成功的。”
作家铁流欣赏80后作家运用流行语言的能力，尽管他不愿恭维这些作家的深度：
“语言是挺活的，关键是没有深度、没有思想的深度。因为很多语言都不知道，他们对流行的语言用得非常活，但是他关键个问题是没有思想的深度、没有历史的沉淀。”
孟夫子告诉人们：读诗要“知人”“论世”。从这个角度看，铁流说，政治运动摧垮了传统的价值观，把80后变成了“很自我”的一代人：
“80后这一代人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就我说在一般情况下，那么一天吃得好啊、耍得好啊、玩得好啊，他根本就不考虑国家啊、民族啊，经过不断的政治运动，所有的理念全部都没有啦。你比如我们五十年代看的书不外乎苏联的《卓娅》、《苏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呀，中国的《刘胡兰》这些东西是我们心中的偶像。他们现在根本没有偶像，认为这些都是骗人的，他们的偶像就是自己。”
昝爱宗表示，80后作家的确写了焦虑和烦恼，但是他们大多不愿触碰“沉重”题材。他们所受生活牵累较少，一些作品的个性是张扬的、基调是快乐的：
“80后他受过计划经济对人大脑的禁锢比较少，说白了一点对这帮80后的人的洗脑是不成功的，因为他们是有个性、需要自由，所以他们写的东西都是有突破的，不是这些象经过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这帮人能接受的。但是他们的读者群主要是学生，比如说中学生之类的，这些人都是他们最广泛的读者。他们一本书发行量五十万、一百万啊，这都是很庞大的数字。80后是青春嘛，青春是最奔放的这一群人，所以他们的作品确实很受欢迎。其实他们这些人不喜欢政治，认为政治是很老土的人才干的政治。他们喜欢一种自由啊、快乐啊，主要是这个基调。倒是没有说跟政治有接触。政治经济对他们来说，我认为太沉重了一些。80后这些青少年，其实好多都是独生子女，他们是物质的一代，他们的生活还是比较幸福，所以他们就过得很随意。”
法新社的报道说，许多批评者把“80后”作家的作品看成“商业化时代的副产品”。一位文学教授说，80后作家的那些小说“是一种快餐，但是人们有时也需要快餐”。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