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前政治犯组织的新闻稿表示，“世界各地人民承受酷刑和虐待的现象还是没有得到彻底改观……无论中共政府向外界如何炫耀他们的民族统一与援助西藏工程等‘功劳’，但实际上却对少数民族实行了系列不平等和和歧视政策，由此，西藏人民无法再忍受他们的暴力统治。”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藏族研究员丹增特桑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讲起青海拉不伦寺一位喇嘛所回忆的一起藏人遭受汉人士兵侮辱的事件：
“2008年在拉卜楞寺有一个叫晋美的喇嘛，他被抓走，后来他放了以后在自己家里制作了一个录像，他在那里面非常生动地形容抓他的警察，还有把他地带到军营的时候，那些士兵的是从四川来的，他说你们知道吗？你们这些老藏民，我们的这些枪是专门造了打死你们的。你们这些藏民不开化等等。总之，他们不是在执法和维护治安，而是带一种很深的经过政府很多年灌输的那种歧视少数民族的心态。”
这位研究员表示，酷刑问题的根子在于当局人权观念上的迷误。他批评中国当局将藏人在宗教和文化问题上的诉求政治化、敏感化，进而导致执法者的粗暴行为：
“执政者有时候说会改进人权，人权方面有进步；另一方面 又说人权是西方反华势力所利用的工具。所以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之下，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在西藏地区任何一个事情反正是跟政府的现行政策相关的问题发生的时候，那些官员和执法部门在对藏族因为环保的原因而反抗政府，或者是因为宗教的原因反抗政府，或者是对藏语的保护问题，藏族的民众也好、学生也好、老师也好都是非常不满，他们会起来反抗。他们在进行反抗的时候，当地的官员会把它高度地政治化、敏感化，因此他们使用暴力的机会远远胜过上海和北京。”
北京共信律师事务所的谢燕益律师也说，将少数民族的诉求政治化的现象的确存在：
"人们容易把少数民族比方说西藏、新疆这些地方的治安案件政治化,一旦政治化了以后,我觉得就会出现侵犯人权,破坏法律制度。"
谢律师说,中国刑事诉讼程序中使用酷刑的情况比以前少了。 他说,中国的"显制度"禁止酷刑,但是中国的"隐形制度"所导致的酷刑仍然存在:
“据我介入的一些案子来看，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刑讯的情况相对要少。现在不存在一个制度性的酷刑。制度性的酷刑是这样，就是说相关的一些国际法，国际公约中国也是缔约国，制度上我讲的是‘显制度’讲的就是禁止酷刑，但是隐形的制度酷刑还是存在，还是有一些的。尤其是不在法律框架内的，比方说像劳教呀，一些限制人身自由的场所，像强制戒毒所等等，包括一些软禁、精神病强制治疗、所谓的‘被失踪’，这种情况我想它不是制度性的，但是属于一种习惯，属于一种恶习。”
另据香港《明报》26号的报道，中国当局向西藏寺庙的僧人颁发“宗教活动场所证”等四种证件，以便加强对他们的控制。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