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万延海先生现在中国关于输血感染艾滋病毒的这一部分人可操作的赔偿保险机制现在中国还比较缺乏是吧？”
万延海先生：“主要是一个赔偿问题。它不仅仅没有赔偿机制，实际上政府还没有政策的承认。通过输血导致艾滋病流行的情况，政府也没有针对过去有过输血经历的人去主动的去做艾滋病的检查。”
记者：“２００９年底，有个数字是中国大概有７４万成人与儿童感染艾滋病毒，其中７.８％是通过商业采供血和使用受到感染的血液或者血液制品来感染的。所以，你就是说要建立一个给这部分人的赔偿机制是吧？”
万延海先生：“这一部分主要还是采血，还有献血的人。这次会议它主要是讨论输血的问题。”
记者：“这一部分人大概有多少人呢？”
万延海先生：“这一部分人其实规模是相当的广泛，也很分散。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感染上艾滋病就死掉了。所以这部分人的情况很难统计。还有一个即便这样一种情况下，艾滋病人的数字它也是严重的低估。”
记者：“中国性病、艾滋病协会伦理工作委员会的一些专家比如说邱仁宗，他提出了一个无过错感染艾滋病的概念。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万延海先生：“这个概念就是说在中国的法律上它也有这样的概念，比如说通过在输血过程中有一些艾滋病的传播是原因不清楚的，比如卫生部门严格按照法定的要求艾滋病血液的采集、检测、管理都是规范的，但还是导致输血的人得了艾滋病。可能是那些原因的检测试剂质量出现了问题，或者说献血的人正好在艾滋病感染的当窗口期，艾滋病没有检查出来。这样的一些原因导致的传染是属于无过错赔偿机制，无过错赔偿机制主要对受害人，感染者的一个关怀和帮助。但是他的补充金额是有限的。但在这个会议上呢，邱教授他试图把无过错的概念扩大化。邱仁宗的意见是希望把过去所有的通过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案例都通过无过错的方法来处理。”
记者：“就是说不管是医院或是某一个医疗机构有过错、无过错，只要是输血导致感染艾滋病毒了，都按照无过错赔偿机制来赔偿。这有什么好处呢？”
万延海：“好处是由于血液传播艾滋病的问题非常严重，非常得广泛，受害人不见得有这个能力来获得法律的援助。而且即便受到法律的援助，这个法庭的审理，证据的采集也是非常的困难。所以用无过错赔偿机制可以简化很多的手续，使得受害人得到赔偿就不会那么困难。”
记者：“无过错赔偿机制不是说在法院内解决，而是在法院外解决是吧？”
万延海先生：“对。他是在法院外解决。”
记者：“他的赔偿的钱从哪里来呢？”
万延海先生：“大概是设立基金会，政府社会的捐赠，然后由基金会统一的来处理受害人赔偿的问题。”
记者：“您认为他这种建议有意义吗？”
万延海先生：“他提出了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怎么来减少诉讼的成本，减少政府提供赔偿的困难？如果太强调诉讼的过程中好的时间太长，他的问题是如果这样的赔偿机制是在法院外的话。人们通过输血得了艾滋病的证据怎么获得？怎么来判定这些人是通过输血感染的艾滋病？或者是通过其他的途径感染艾滋病。这大概都是严重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大多数人心理上不能接受他确实不是无过错，他确实是有过错，而且过错很明显。这个时候下用这个概念的话，引起很多奇异。明明是有过错，为什么还要说无过错？还有一个就是感情上人们受到很大的伤害，这时候没有人承担责任。邱仁宗文章里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他把个体受害人的赔偿机制和一个公共卫生事件的责任追究机制混在一起。实际上可以把个体受害者的赔偿机制，在个人获得赔偿的过程当中，不强调对与错，不强调谁的责任。但是作为一个公共卫生的事件，作为一个医疗的事故，这个问题还是要追究责任的。这个责任是不能被豁免的。因为这是中国法律的要求。”
记者：“邱仁宗在他提的建议里面，无过错赔偿机制应该赔偿这种因为输血感染的艾滋病患者的金额大概是一百万元人民币左右。他也提到现在具体的情况是因无过错感染艾滋病毒的，他们要求赔偿。法院对这种要求这种情况多数是不予受理。所以受害者认为司法不公，他们又上访，然后各地又打压，又发生一些冲突。成为社会一种不稳定因素。所以他提出无过错赔偿也是希望能缓和这种冲突。”
万延海先生：“我觉得他在建议里面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在对个体受害人的赔偿过程当中，程序比较方便，不能成本太高，然后要有一个快速的通道，要给他们比较好的赔偿待遇。我觉得这些想法都是很积极的。但他的问题在于，你不能在为个体提出赔偿的时候，忽略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定的一个责任。第二个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法律的程序，我们认定这些人是输血感染的艾滋病的，这就恐怕是一个问题，因为很多的小医院都把他们临床上的病例销毁了。当年这些人是不是输过血？住过院？没有客观的证据来支持。受害人拿不到证据来支持自己是当年输血的人。另外一个方面如果其他的人假冒说是当年自己也是在这里输血的话，也没办法拿出证据。”
以上是本台记者安培与中国艾滋病防治教育专家、现在美国的万延海先生进行的对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