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单位，都有它认为应当保守的机密，这本是很正常的事，只不过对于一些稍为年长的中国人来说，“机密”二字也许会触动他们的政治神经，带来一种不平常的沉重感。
美国亚太法学研究院执行长、台湾政大教授孙远钊博士表示，大学需要让学生掌握与所参与的业务相关的保密知识：
“我想一般学生的确需要有保密方面的的认识和了解，就以我们平常来讲，我们在工作计划上有一个项目要执行，当中可能涉及到一些商业秘密。有的时候为了要执行这样的计划，教授和参与研究工作的大学本科生或者是研究生，通常是研究生比较可能，有时候要跟厂商签订保密协定。有的时候如果是个政府委托的项目的话，要跟政府签保密协定，这就是在这当中产生的任何成果等等，有些事情不能到外面去透露。象这一类都是全世界都在做的事情。我想让学生有这样的认知，晓得什么事情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是绝对有必要的。”
加拿大拉瓦尔大学的苏展教授表示，保守自身的机密和尊重他人的产权通常是一体两面。对大学生进行必要的尊重知识产权的法律和道德教育是必要的：
“如果‘密’指的是产权的问题，那么我想大学的教育非常重要。软件盗版在大学、其实在西方也很厉害，尤其是搞计算机的，那么，这就很简单了，如果计算机的大学生是盗版的主力军的话，那他们将来到了工作单位，到了企业以后怎么去谈产权保护？意识到产权的问题，怎么样有一个起码的‘德’的问题，我想这种教育是必要的。我觉得大学应该普及的教育第一个就是说要懂法，要有德。具体的讲，法律是他律，任何的国家绝对的他律是不存在的，还要有自律。自律就是要有一定的德，公德意识非常重要。”
苏教授说，公民应有保守国家机密的意识，但是他对所谓“严防敌对势力窃取国家机密” 这种政治化的口号表示不以为然：
“还有一帮人涉及到真正的国家机密，比如说有些研究生从事的工作是跟国防、国家机密和国家利益有关的东西，就是应该有这个意识。如果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的话，可能也是一个麻烦。在搞一个科研，结果在出现之前一定的保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点意识都没有，就有可能泄露出去，但是，泛泛地讲敌对势力什么的，可能效果很有限。中国有一个问题，什么东西都是号召性的东西。实际这种东西效果常常是适得其反。什么东西以口号形式、运动形式去做，什么东西实际上可以具体操作、局部操作，你却泛泛操作的话，实际就流于口号。”
孙远钊教授表示，保守国家机密涉及到相关人员的行政、民事和刑事责任：
“国家安全机密事实上涉及到另外一个配套的系统，有很多的档案、文件、资料等等。美国的做法是分不同的等级，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接收到什么样的文件，没有通过一定的检核就没有办法接收这类文件。如果今天提供这个机密的是国家、是政府，它本身没有做好管理、管控的工作，把不该拿出去的文件材料拿去给这些学生看，然后事后再来怪罪这些学生没有尽到保密责任的话，就会有问题。反过来讲，如果是学生通过不正当的方法取得了不该取得的文件资料，他把资料泄露出去了，那这个时候他要承担一定的行政、民事、刑事的法律责任。”
拉瓦尔大学的苏教授表示，电脑软件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为保密工作提供了新的手段与挑战，加密措施和破解机密手段的相互消长与病毒的变异一样难以掌控。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