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贝岭谈法兰克福书展中国问题研讨会(图)

世界上最大的图书博览会法兰克福书展,展览前一个月举行的先期活动中有关中国问题的研讨会,由于在中国政府压力下邀请后又排斥独立知识分子的参加,成为德国头号新闻。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关于这个研讨会的详细情况,以及对这次事件的焦点人物、诗人贝岭的采访报道
2009-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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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岭在研讨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记者天溢提供)
贝岭在研讨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记者天溢提供)
Photo: RFA

法兰克福书展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博览会,去年把中国定为今年书展的重点题目。为此中国政府也力图如举办奥运会那样,把这次书展变成一个图书奥运,以扩大影响。九月十二号、十三号,在中国新闻署的支持下,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在法兰克福举办了书展的前期活动,其中包括关于中国现状的研讨会。但是这个由六方共同举办的研讨会,由于书展方一个月前邀请了戴晴和诗人贝岭两位独立知识分子,最后又在中国政府压力下排斥这两个人与会,而成为德国媒体和社会关注的头号新闻。研讨会后的一周,德国媒体继续跟踪报道了这次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具体情况,记者也在贝岭返回美国前采访了他。
 
关于这次会议,贝岭先生说,“所谓的‘中国与世界——真相与感知’国际研讨会,整个会议的气氛,就像我在文章中谈到的,双方之间是一种冰冷的、彼此之间带有一种完全不能够有正常对话的、非常非常令人感到不平等的,没有互动的一种气氛。主要的原因在于整个会议的议程基本上都是以中国官方的代表团成员,也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和中国政府的前官员,比如说前驻德国大使梅先生等为主体。”
 
对此,贝岭先生说,“我发现在整个研讨会期间,每一场的主持人都是由中国官方设定的代表。即使有海外的作家,那也是在观点上跟中国方面走得很近的爱国侨领。”
 
关于书展方邀请的几位非官方成员,贝岭先生说:“书展方原来计划请五位所谓不是由中国官方指定的学者。书展方请的这五位学者、作家中,他们中间有的是亲政府观点的,有的是持相对自由主义观点的,还有的是我们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独立的作家身份。在这一部分中,我是唯一一个在海外的代表。”
 
关于他和戴晴后来得以参加会议的情况,他介绍说,“我跟戴晴在会议之前已经被确认,不可以作为会议的主讲人参加会议不同主题的讨论会,也就是说戴晴不能够参加‘中国媒体在世界的影响,及世界媒体对中国的影响’的这个场次。而我不能够参加‘文学的危机’的这个场次。而且我们只能够作为被会议称为特别来宾的听众,和普通听众一样,在每场演讲结束后之后提问,也就是说你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只能够对他们的观点表示质问,或者是疑问。”
 
关于对于这次研讨会的感受,贝岭先生说,“这些做法让整个这个研讨会基本上变成一个官方宣扬这些年中国的所谓文化成就,和社会成就,一个官方宣传的活动。这包括它的开幕词,闭幕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重量级院士发表了大概二十分钟的宣扬中国变化成就的闭幕词。”
 
贝岭先生最后说,整个研讨会给他的另外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让我感觉最强烈的是,他们那种对德国媒体的所谓对中国不友善的抱怨和批评的强烈反应,以及强烈地想要在德国媒体面前呈现所谓中国真实面貌的用心和心态。可惜的是由于他们拒绝我们两个人的参与,完全没有达到他们原来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所以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说,这场研讨会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考和感受。”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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