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的报道说，过去半年来，通过在非公有制经济中组织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新建党组织1万2千个，正在筹建2万4千个党组织，新发展党员６万5千人，并且通过“双找”活动找出 “口袋”党员７万3千人。“口袋”党员即指，在就业、退伍、退休、下岗、工作单位变动等情况下，党员不按时转接组织关系，把组织关系介绍信装进自己口袋里，不参加组织生活，成为“隐性”党员。早在2006年，《瞭望东方周刊》一篇有关上海卢湾区把党组织建到外企经验的文章说，当时普华永道的300多名党员, 谁也不知道谁是党员，不过组织生活，如同“地下党”一样。不过，经过街道党委的一番努力，他们终于过上了正常的党组织生活。位于美国华盛顿的《中国信息中心》主编杨莉藜对此评论说:
“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来， 中共党组织其实它的作用是在淡化，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发展方面。而这几年胡温当局， 特别是胡锦涛他一上来， 我们大家都感觉到他有走向毛泽东时代的这样一种政治上的返祖现象。它现在突然在非公有制经济实体中组建党组织， 包括招回原来的这种口袋党员，重新拉起旗帜，这样的情况完全是他在政治改革上、包括经济改革上倒退的一种表现。他试图采用那种毛泽东时代的方法，靠增强党组织来加强自己的影响力， 加强自己的权力。我想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这样一种倒退现象。”
杨莉藜认为，相对于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始，现在中国的党员入党的动机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年共产党初次成立的时候， 至少还有一些理想主义者，或者是对共产党的真相认识不清的一些人完全凭着自己的理想和热血加入的人。而现在好多人加入共产党完全是一种利益上的考量。”
纽约的中文政论杂志《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分析了中国的私营企业主积极入党，并对在本企业建立党组织持合作态度的原因:
“毕竟现在共产党它还垄断着权力，所以即便是在一些民营的企业，名义上讲那是私人企业主做主， 但是所有的私营企业主也知道他们经营的企业是在共产党的专制之下经营的，因此和党搞好关系对他们来说也是第一重要的事情。而很多私营企业家、所谓资本家他们入党也就是给自己打上一个红色保险系数，政治上更保险， 而且通过这种方式也更方便的实现这种官商的结合。”
报道说，过去半年来，各级指导小组共确定联系点近３万个，派出１４万５千名指导员、联络员，深入基层、企业进行指导，指导小组的负责人还到２０多个省区市开展专题调研，召开９０多场座谈会。
胡平和杨莉藜都认为，中共党员交的“党费”，根本不足以支付如此耗资巨大的创建党组织的活动，而在中国一党专政的体制下，“国库”即“党库”，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共产党可以不计成本，随意把纳税人的钱浪费在党的各种活动上。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