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几乎所有大城市都有一定的交通拥堵问题， 但他们解决这一似乎处处不在“城市病”的方法却有所不同。中国大城市交通治堵的办法可以概括为三限：限牌、限行、和限购。
对此，身在中国最早利用限制措施解决交通拥堵问题的城市，上海律师刘军广以上海的限牌和北京的限行两种限制措施为例表示，仅仅限制措施解决不了问题：
“上海多年来以车牌拍卖的方式解决交通拥堵，虽然可能有点作用，但是许多在上海行驶的外地车是在外地上车牌，车牌拍卖不解决根本问题。再者，北京以单双号限制，有些人为了工作方便就多买车，结果天天有车开， 所以北京的限制也不解决本质问题。”
近日中国媒体有报道说，在刚性需求的推动下， 上海车牌拍卖价格近期突破六万六千元人民币，北京车牌的黑市价格最高已达19万元人民币，“一牌难求”的局面由此形成，交通拥堵仍然日益严重。
北京律师孟宪生表示，目前北京的交通拥堵问题似乎问天无解， 因为有些专家学者倡导的优先发展的公共交通也没有解决多大问题：
“在现有城市发展模式下，没有太好的办法。不管你如何限制，机动车的总量还是增加。按照城市规划，已有道路的承载量是有限度的，能做的只有在拓宽道路和车辆分流等方面做文章。公共交通毕竟有不便捷的地方。比如，在北京乘公交车要走一段距离，某些路段限行乘出租车， 等车的时间无法控制。北京的公共交通近几年有了很大改进，但因人口的增加，并没见起到多大立竿见影的效果。”
许多人认为政府有关部门依赖种种限制措施治理交通拥堵是转嫁管理责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管理水平太低。上海律师刘军广认为，大众的看法不是没有道理，但问题的本质还是出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具体实施政策之中:
“交通管理能力， 包括红绿灯的设置是否合理等方面的确有改进的空间。然而，问题的本质是中国要调整大城市化发展的方针。中国的城市化实际上走的是大城市化，超大城市化道路，忽略了许多中小城镇的， 结果向往城市的人都涌向大城市。假如北京和上海再增加1000万人，无论什么交通管制措施，车辆都无法顺畅行驶。 中国城市化的大方向没错，但要注重全国各地的城镇化建设， 让从农村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就近安居。 ”
中国目前已成为汽车产量和销量世界第一的国家。有人形象地说，中国崛起了，车轮在崛起的中国也随之崛起，四个轮子的汽车正在逐渐取代两个轮子的自行车。此时，孟宪生律师表示，中国大城市要想解决好交通拥堵问题，城市规划思路要改变：
“比如说， 一段时间强调生活区和工作区分离。 然而， 北京很明显， 经济适用房都建在四环外和五环外。 居住在那里的人大都需要上班，这些人被迫早晚进行一次大流动。工作区和生活区的分离， 加上城市的环形扩展，大量流动的人增加了交通的负担。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如果在城市规划上让生活区和工作区的交通距离缩短不失为一种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有效办法。”
刘军广和孟宪生两位律师都反对北京和上海征收交通拥堵费。刘律师认为，征收交通拥堵费将会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