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中共元老邓小平南巡广东等省，沿途发表多次有关中国改革的讲话，并且形成了后来二十年中国政府政策的主要基调。这个星期，中国多家官方媒体发表文章，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二十周年。这些文章也共同强调一点，目前的中国需要“凝聚改革共识”。
新京报的文章表示，虽然官方仍然强调改革，但有关改革的认识受到了挑战。文章表示，要继续改革，首先就必须凝聚改革共识。环球时报的文章则表示，目前中国争论最大的是政治改革问题，是体制内改革还是对体制本身进行改革，两种观点高度对立。
二十年前曾以皇甫平笔名大力宣传邓小平改革思路的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最近也对香港大公报表示，当前的中国，需要发出类似邓小平南巡讲话那样的登高振臂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识。
对此，中国网络作家刘先生表示，当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主要是经济问题，现在中国面临的却是社会和政治结构问题。
“邓小平当时南巡讲话主要就是立足于‘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国力提升、有利于人民生活；主要是偏重在经济方面，所以对社会问题呀社会公正呀一概不涉及，现在的表现是社会公正的这些问题表现得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了，各自的利益也都不同。所以现在还要重提南巡讲话形成所谓改革共识我觉得已经是完全过时了。”
他也认为，中国政治的高度集权性，需要最高领导人的高度权威来维系，二十年前，没有邓小平的政治权威，就不可能有所谓的共识，而目前中国领导人缺乏权威，因此所谓共识难以形成。
“过去邓小平绝对是权威，所以他讲一句话还能有人听。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现在就没有绝对权威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第二个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一个刚才说临界点了。现在急需要形成的一个大家所公认的公平、公开的游戏规则，也就是民主、宪政这条路。”
八十年代一直在中国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现在旅居美国的程晓农分析说，二十年前邓小平南巡讲话形成的中国改革策略，导致中国形成了所谓权贵资本主义，他们剥夺了中国普通民众的应有的利益，这也是改革在中国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
“整个80年代中共的改革一直在高层是遇到了强大的阻力的。一大群在各级政府当中掌握经济权力的官员，这些人反改革主要的原因是改革可能动摇他们的权力地位。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带来的是随着权贵资本主义的伸展，中国的各级官员已经从反改革变成了拥护改革了，因为他们发现只要让他们致富，改革比不改革更有利。已经没有什么党内的反改革势力了。社会上面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批评自然而然成了对改革的批评，因为是改革和权贵资本主义本身是画了等号的。”
程晓农表示，目前中国“改革”这一名词，在普通民众心目中已经具有了相当负面的意义，而当局无法推动社会和政治改革，因此才有中国媒体呼吁“凝聚改革共识”。他认为，目前的中国，共识已经难以达成。
“主导改革的过程中官员们具有决定性的权力。可以完全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和他们的利益来推动所谓的改革。所以这个改革到底让民众付什么样的代价？政府不管，官员更不管。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共识破产的最根本原因。”
事实上，在中国的媒体上，有关改革的共识也有多种解释。新京报强调解放思想，不事先规划，并由下至上改革。周瑞金强调民主法制和公民社会，也提出思想自由和以人为本。环球时报则认为，贸然效仿西方的激进政治改革缺少安全系数，应该循序渐进。中国网络作者刘先生认为，这正是中国目前缺乏共识现状的表现。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