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读书的益处，中国六十年代的大学生都还记得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王佐良所翻译的英国作家培根的《谈读书》一文，该文头一句便是：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王先生翻译之准确与优雅在翻译界传为美谈，而《谈读书》一文的内容，则激励了许多中国学子。
旅居美国的作家董鼎山说，读书风气不浓是个普遍现象：
"全世界的人都是一样的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为什么? 因为有电视,人都到网上去看新闻了。美国的《纽约时报》,大报都亏本了。因为没有人看了,他们到网上一找很简单的网上就可以找到新闻。这个完全是全世界性的。"
威斯康星大学教授郑再发表示,笃守儒家传统的中国人大都重视读书:
“我们的确非常重视读书，这个不止是中国范围以内，即使在东亚都变成一个很好的儒家的传统，鼓励读书，这些人到国外只要一、二代这些人都出人头地，都是从读书来的。”
这位学者说，有人为做官而读书，有人为谋生而读书，但只有为加强修养而读书，把读书当作爱好，读书才能有收获：
“我们古代分仕人工商，仕人读书做官，做了官以后是不是还继续读书。古代读书也分两派，一个是为自己读书；一个是为做官读书。我们现在人呢可能也还是分两派，为自己读书能够不能够有职业，这个不在考虑之内。有些人呢读书就是为了文凭。有了文凭，有了职业，读书也就另外一回事。读书变成一个快乐、一个喜好，那么就变成习惯。那么读书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而已，那么就不会变成一个喜好，不会变成一个习惯。”
郑教授表示，读书人不能对阅读的内容“强分文理”：
“钱学森他就说也要理科，也要文科，连音乐对科学研究都有帮助。学术分文别类这个是为了方便，事实上学术是一体的。意思是说念理未必真的能够丢掉文；念文未必真的丢掉理。本来这里头就有很多牵牵扯扯，没有说这个东西跟我无关。这行，这门科目跟我无关，有关没关完全是自己，你认为有关你可以用得上，你认为无关，你就用不上。强分文理这个也是我们教育制度上的一个弱点。”
郑教授对《红楼梦》等四大名著在最热门书目排行榜上居前四位表示高兴。他表示，四大名著代表着中国人的价值观，也对现代汉语起了“标本”作用：
“我不认为念这些书有什么不对。我认为非常好。不是说拿来照搬，没有办法照搬来用。可是这里头提的价值观是我们传统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仍然在民间根深蒂固。虽然新派人物吧，我们用这个字认为这些东西过时，可是新派人物只是社会的上层，低下是很厚很厚的一层土壤，比如说整个乡村，这个东西还存在，现在西来的可能是占明面，可是本土的将来一定要浮上来，本土到底厚。现在再说语言方面。古代小说里头的语言曾经是我们白话文运动的标本。之所以能成为标本，就是它语言上面有广泛的基础。要从古代的这些东西里头，人家提炼过的四大部小说里头去提炼，去学它提炼过的语言。”
作家董鼎山表示，他和他的弟弟—翻译家董乐山-- 小时候都喜欢读中国古典小说：
“我是从读这种小说提升的嘛，我小时候马上对这个有兴趣，我的弟弟也一样，特别老的《红楼梦》、《西游记》、《风神榜》、《水浒传》，我们在小学时就开始有兴趣看。文学可以发展人的想象力。这方面我觉得很重要的。因为一般新科学的发展都是因为有人的好奇，好奇心，看了这种书想象力能够发展，眼界也慢慢的放大了。我小时候看了很多很多的书，这么一来，我的思想就慢慢有变化了。”
董鼎山表示，文学艺术除了启发想象力而外，也有助于培养审美情趣：
“你看画儿、看书这种审美观要自己培养出来的。比如你到美国的博物馆去看画儿，看现代画儿、古代，画每一个人的眼光不一样，所以这个都要自己训练培养起来的。你看得多了，你的审美标准就高了嘛。修养两个字也很重要，读书、看画儿这就是你一种修养。”
中国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以57个城市为主，农村样本比例仅为26.1%。调查主持者称，调查结果“可推及全国11.84亿人口”。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