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反送中”運動新模式是如何形成的?
2019.08.29 08:20 ET
2019年8月18日，香港反送中集會上，展示了民主女神的複製品，戴着安全帽，防毒面具，手銬，並用紅色液體覆蓋。（美聯社）
過去近三個月的反送中運動，無論參與人數丶維持時間都創了紀錄，而最令人好奇的，是這場運動，從來沒有出現過一個主腦組織，即香港人俗稱的 “大臺”。這種模式，揭開了香港社會運動的新一頁，當中沒有領袖主持大局，民間自發丶百花齊放。到底一場沒有領袖的運動，如何能號召數以十萬計港人持續抗爭？這場反送中運動，有什麼與別不同之處？
香港長久以來的社會運動，一直都是由工會丶政黨丶以至民間組織領導。支聯會(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年復一年的“六四燭光集會”丶民間人權陣線舉辦的“七一大遊行”，他們由上而下號召市民參與，亦主導了運動的方式丶走向等，恍如香港社運的一道公式。
前支聯會常委丶華人民主書院校長陶君行這樣回憶：“以往我們十分依賴領袖，何時集合丶叫什麼口號丶唱什麼歌丶誰人發言丶甚至是何時離開，我們全部都有安排。”
然而，年輕一代對傳統社運模式的不滿日增。他們批評“大臺”扼殺了其他聲音，“六四燭光集會”的程序三十年如是，毫無寸進，是行禮如儀；遊行集會必不可少的歌曲《海闊天空》，開首歌詞一句“今天我”，成爲了諷刺香港社運一成不變的代名詞。
這種不滿，在2014年雨傘運動中達到了高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指出，這場大規模的公民抗命，最終並沒有依照“佔中三子”的劇本進行，反而由前線示威者主導走向。社運參與者與組織者之間的關係，從雨傘運動開始漸趨平等。民衆對傳統政治領袖的不信任丶年輕人對社運有新的想法，掀起了“反大臺”的風氣。而香港多年以來的社運，除了2003年反基本法23條立法和2012年的反國教以外，鮮見成功例子，更加強了年輕一代另起抗爭爐竈的決心。
馬嶽說：“他們不認爲需要聆聽你們傳統社運組織的一套，你們的一套亦不見得特別成功。”
而反送中運動作爲自雨傘運動後首場大規模社會運動，公民社會初嘗在沒有“大臺”下抗爭。由以往傳統社運領袖在“大臺”上發施號令，到這場“找不到領袖”的運動，不少人驚訝，到底運動是如何組織與動員？
“連登”網上動員的作用
反送中運動主要依賴網上動員，當中“連登討論區”發揮了關鍵作用。由“6.12野餐”丶“6.21升級行動”丶“不合作運動”等，都是在討論區蘊釀的。討論區裏還有人制作各種各樣的宣傳作品，然後走入人羣當中派發單張。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丶前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主任鍾庭耀，甚至公開感謝“連登仔”幫助他們宣傳衆籌。民主派議員也紛紛開設“連登”帳戶，足證“連登”在這次運動的地位舉足輕重，取代了以往傳統民主派架設的“大臺”。
抗爭者以 “直接民主” 方式決定行動方案
連登討論區上“百家爭鳴”，每天有上萬則留言和建議，那如何能作出決定呢？在過去近三個月的示威裏，討論區會在同一時間討論多個行動方案，雙方各有理據，爭持不下。這樣的辯論，每天到在討論區的不同角落裏上演，但每每都能迎刃而解，尋找最終共識。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蘇浚鋒一直積極投入反送中運動，他觀察到，運動參與者在商討行動過程時，會以“直接民主”方式來化解矛盾。在連登討論區，大家通過討論尋求共識，得到大多數人認同的帖子，大家會給予“正評”推上“熱門”，反之則會給予“負評”讓它“沉底”。有時也會透過給予“正評”和“負評”來投票，決定何時丶在何地行動。
在整場運動中，有人負責文宣丶有人幫忙運送物資丶有人在周邊觀察警方舉動，也有人站在最前線。大家找到各自的位置，各司其職，並沒有領袖發施號令，而是默契使然。
蘇浚鋒說：“每個人有不同職位丶不同崗位，但大家一起做決策，商議式民主丶直接民主對整場運動而言，是最好的。”
這一種分工合作的精神，引伸出反送中運動最大的特點，也是運動當中的一句關鍵口號 —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整場運動一改以往單一的抗爭模式。雖然遊行集會仍然是主軸，但不合作運動丶政治性罷工丶衆籌在海外登報等抗爭手法，在香港都是前所未見。
馬嶽指出，是次反送中運動，吸取了五年前雨傘運動的教訓，當年的長期佔領令參與者感到十分疲憊，是運動後期走下坡的主因之一。而在沒有“大臺”的領導下，得以包容多元的抗爭方式。
馬嶽說：“有些人可能覺得遊行示威很疲累，但你叫我捐錢，我便捐錢，於是衆籌亦有相當好的效應。很多人持續地參與運動，想出很多新的方法。”
羣衆不斷構思新的抗爭手法，照顧不同政治光譜的市民，也避免長期依賴單一的行動模式，令運動得以持續。
老一輩社運思考方式受限制
上一代的社運人士，亦認同沒有“大臺”的社運模式，能跳出固有框架，爲運動帶來新的元素。
陶君行承認，既有的社運模式似乎已經走向窮途末路，他們往往被既定的模式所限，不敢嘗試新的抗爭手法。反之，由民間主導的運動，沒有包袱，讓新思維湧現，大家都勇於嘗試前所未見的抗爭行動，令政府難以預計。
陶君行說：“假如我是運動領袖的話，(會認爲)衝一次警察總部就好了，下次會十分危險的。衝擊稅局是沒有用處的，因爲大家都用電子交稅，而且現在並非交稅高峯期。我們會有這些思想框架，限制着我們去構想不同的抗爭手法。”
百花齊放的抗爭與以往最大的分別，在於一般市民對“勇武”抗爭的接納程度，明顯提高，參與者強調“不割席，不篤灰”，即“不切割，不舉報”。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的調查便顯示，九成運動參與者理解衝擊行爲，當中不乏所謂“和理非”(和平丶理性丶非暴力)的支持者。
沒有大臺反令運動更團結
年輕一代嚮往“無大臺”的社會運動，讓運動參與者得以自由發揮，不必擔心衝擊行爲會讓自己被孤立，甚至同一時間可以有人留守丶有人衝擊。蘇浚鋒認爲，運動參與者的行動光譜十分廣闊，從“和理非”到“勇武派”，“大臺”往往難以包容不同光譜的行動。以民間人權陣線爲例，面對有示威者衝擊時，他們總是不得不與之切割，否則或將承擔法律責任。
蘇浚鋒說：“大臺應該可以代表示威者，能夠宣佈行動升級丶結束等等，但我不認爲民陣丶任何政黨丶以至學界，有這個能力。”因此他相信，由運動參與者自發號召各種行動，百花齊放，是最理想的局面。
經歷反送中運動，蘇浚鋒感嘆，原來香港的示威者充滿默契和智慧，無人指揮，卻合作無間。
蘇浚鋒說：“以6月21日爲例，當日其實無人曾宣佈要包圍警察總部，但大家都知道當日需要去警察總部。”
香港示威者經過多年的抗爭，慢慢建立了默契。例如示威物資該在哪裏卸貨丶物資該如何傳播，全部都井井有條，毋須任何人帶領。
打破“大臺”迷思
而以往對“大臺”的迷思，相信領袖是必須的；認爲沒有“大臺”組織，運動便會失去方向，土崩瓦解。但反送中運動，卻打破了這個迷思，運動至今持續近3個月，仍然能凝聚大量羣衆。一些不是由傳統民主派或社運組織發起的地區示威，例如九龍丶沙田丶元朗的遊行，都有數以十萬計市民參與。馬嶽分析，龐大的民意基礎，和政府漠視民意的態度，使民憤久未平息，也令整場運動沒有失焦。
反送中議題得到跨階層支持，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5月下旬的調查，顯示近七成市民反對修訂逃犯引渡條例。龐大的羣衆基礎讓運動得以擴展，嘗試不同的抗爭手法。以二百萬人上街的基礎而言，即使羣衆化整爲零，不同的地區遊行，仍然能號召數以萬計參與者。以至社工界丶銀髮族的遊行，都有數千人蔘加。
不能忽略的是，林鄭月娥政府是整場運動中最有力的“助燃劑”，羣衆提出的五大訴求，政府至今拒絕正面回應。因此即使沒有“大臺”領導，羣衆仍然會自動聚焦在這五個訴求。馬嶽批評，政府至今仍不斷犯錯，不但沒有回應民意，更因警察濫權濫暴丶元朗白衣人襲擊等事件刺激市民，催生流血衝突，令風暴越演越烈。
反送中運動由民間主導，得以百花齊放，包容“勇武”和“和理非”。反送中運動帶出了種種嶄新的思維，撼動傳統的社運框框。反送中運動打破了沒有“大臺”便難以持續的迷思。那麼未來香港的社會運動將何去何從？沒有“大臺”的運動模式是否最理想？專題的第二部分，將會跟大家探討。
記者： 鄭立言 呂熙 責編：胡力漢 網編：瑞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