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20周年专题节目(三):六四与七一 香港20年的社会变化

2017-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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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手持麦克风者)在六四晚会发言。 (蔡耀昌提供,摄于2011年)
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手持麦克风者)在六四晚会发言。 (蔡耀昌提供,摄于2011年)

六四烛光晚会是香港市民悼念1989年北京天安门事件中死难者的年度活动,每年参加的人士数以万计,也是华人地区规模最大的六四事件悼念活动。而七一大游行,则是香港主权回归后,持续多年的大型示威活动,表达的是香港人争取更多民主和反对中央干预香港事务的要求。

这一集的节目,本台特约记者姬励思,访问了两位参与者和组织者,请他们从自己的亲身经历,透过两个社会运动,看过去20年香港社会的变化。

本身是香港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副主席的蔡耀昌,多年负责筹组六四烛光晚会,同时亦经常参加七一大游行。他承认,参加两个活动的人数持续下降,反映市民的热情减退。

他说:无论是主办单位公布,或是警方的数字,可以说是有不少的变化,我想也是无可避免,任何(政治)运动,经过一段长时间,社会、环境有变化,政治气氛常常不同,有时人多,有时人少,这有各种原因,其中热情下降也是事实。

最近两年,多间香港高等院校的学生会都表明,他们不会再出席六四烛光晚会。其中,中文大学学生会一度发声明,指责支联会不思进取,行礼如仪的悼念六四是“换取政治本钱”。他们又指,面对政府的压迫 ,香港人应该立身本土,又指对新一代而言,六四的意义已所剩无几,集体式悼念终需有停顿或结束的一天。

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相信,大专组织有这样的反应跟占中后香港社会的分裂有关。

他说:经过占中后,大家觉得用什么方法,去推进社会运动,包括争取民主,或是针对大陆政权,没有共识,通常经过一个大运动后,会出现短期的模糊状态。这影响不单对六四,对七一也是。

除此之外,蔡耀昌指, 近年年轻人对国民身份认同下降,对中国的事不表关心。

他说:社会上引起有关香港人身份认同的讨论,有部份人说我们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中国的事情不关我们的事,不需要再关注六四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前学生会主席张秀贤,从2011年起几乎每年都参加六四晚会,他曾经担任学生组织的领袖,了解他们的想法。他同意近年本土思潮冒起,年轻人抗拒大陆,加上不满民主派的保守立场。(cheung1)
他说:这几年为何不出席六四,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传统民主派做的事,觉得没有效果,他们不满民主派,觉得民主派很多立场偏保守,不去六四,想跟民主派分隔。而且这几年本土化意识较强,对中国抗拒,对六四的态度,很多也是觉得是邻国的事,跟他没有关系。

张秀贤说,但香港的年轻人对七一大游行却没有太大的抗拒,只是有很重的无力感,认为游行没有带来改变。张秀贤对学生会的立场表示尊重,但就认为大学生有责任回应社会大事。

他说:我觉得心态比较重要,如果他们不出席,但另外办活动,这个我们可以尊重,但如果有立场,但不做事,我想问学生会拥有资源,但不愿意做事,我觉得有点不负责任。

蔡耀昌和张秀贤作为六四晚会,及七一游行的常客,过去20年有那些难忘的片段。

蔡耀昌最深印象是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五十万人上街,因对政府不信任,反对它就基本法23条,有关 国家安全立法,担心政府借此剥削港人的自由。

他说:最初大家都没有想过有这么多人,组织这个游行的过程也是很辛苦,这么多人出来,怎样让游行顺利进行,当天我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那天天气酷热,很多人是第一次走上街头,23条肯定是导火线,对23条立法特别忧虑。怕连仅有的一点自由,都会被剥夺。

而最令张秀贤感动的则是2014年的六四晚会,大陆维权律师滕彪在现场发表的讲话。

他说:因为当年我是中大学生会会长,那种情绪真的是。维权律师滕彪的发言,当年他在香港,他的发言很鼓动人心,就是把89民运的精神,放在香港的民主运动上。

香港有关六四和七一的两个民间活动,虽然同是为了争取民主和自由,但前者重点在中国大陆,后者则集中在香港本土。两个运动的此起彼伏,也从另一个角度,演绎了香港人中国国民身份认同的变化。

自由亚洲电台姬励思报导 责编:陈平 网编: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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