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嶺維也納大學演講 談中國知識分子問題(圖)
2011.01.21 09:27 ET
從十二月初起再次到德國和歐洲進行訪問交流的中國流亡詩人、德文版《劉曉波傳》的作者貝嶺先生,一月中旬在奧地利維也納大學進行了一場對維也納的媒體和學界具有相當影響報告討論會。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據該校漢學系主任魏格林教授介紹,是歐洲最大的漢學系,現在擁有八百多名註冊的學生。關於這次活動,貝嶺先生接受了記者的專訪。
貝嶺先生對記者說,“在奧地利的這場活動是近年來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漢學系少有的邀請有異議、獨立看法的中國學者、作家的活動。這次活動有非常多的人來聽,我想是因爲第一維也納大學漢學系是專門研究中國當代問題的。他們有比較強的當代中國文學、當代中國政治、當代中國社會的研究陣容。他們也請了以前趙紫陽時代的智囊、經濟學家朱嘉銘博士在那裏做高級講師。同時第二就是我們這場活動的主題特別談到的是‘由《劉曉波傳》這本書看未來中國知識分子在其中的影響’。”
關於這場討論會,貝嶺先生介紹說,“討論會吸引了兩百多的人來。因爲有很多人進不了場子,站在外邊聽,這在他們學校有史以來是極其少有的。這就說明一個問題,就是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以後,在歐洲,尤其是在漢學系統對於中國的關心是非常多的。同時歐洲的知識分子對這個問題的關心度也很高,有三分之一的是從社會上來的。”
關於討論的內容,貝嶺先生說,“其實這個討論裏面最大的意義是我們在探討,知識分子在當代中國社會還能夠起多大作用,和他們是不是在中國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道德上的一個資源。因爲知識分子他們只能在兩個部分上可能起在社會中的作用,一個是思想上的資源,另外一個就是他們是不是有擔當,可以成爲道德上能夠影響到後代人,影響到當代人的一個可能。這個部分是我們探討的主要話題。”
貝嶺先生說,儘管劉曉波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但是與會者對於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問題的看法仍然沒有任何樂觀。對此,他介紹說,“基本上我跟其他的一些漢學家,以及在場提問的一些關心中國問題的學者普遍認爲,中國知識分子的道德資源是日益稀薄。
我談到,八九民運可能是道德資源最高的時期。一個是反對運動對知識分子的期待非常高;另外一個是當時中國知識界捲入到八九民運中的人超過了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任何時期。但是緊接着由於中國政府的鎮壓,很多人放棄了道德上的立場,轉而接受、默認,甚至後來成爲整個中國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這個部分的反差使得目前中國知識分子的道德資源變得非常稀薄。我說這二十年中反差很大。這個部分是與會者都認可的。”
貝嶺先生說,對於中國當前社會及知識分子作用的討論,更使得漢學系主任魏格林教授在討論中特別提出,“魏格林提出了一個看法,她認爲,以目前中國的情況下看,中國大陸的民主轉型,非流血不可,而且是一個巨大的流血,而不是流幾滴血。她認爲目前中國社會看不出中國政府願意接受任何和平變革的可能!《零八憲章》基本上代表了中國比較溫和的知識分子的一個訴求,而不是最爲人權的維護者的訴求。那麼這樣一個憲章都有這麼一個命運的話,其後果可想而知。”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記者天溢由德國發來的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