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基金会”最近一期新闻稿说，按照中国传统纪年法，60年为一甲子，是瞻往开来的好日子。如能借鉴中国皇帝60大寿施惠于民的传统，参照世界各国的特赦通例，援引1959年中国首次特赦的模式，顺应一年来民间的有关倡议，在国庆60周年到来之际对部分犯人实行特赦，那将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巩固胡锦涛主席作为一位富有同情心和远见的领导人的声名”。
对话基金会研究室负责人罗助华表示，对话基金会最近一期新闻稿主要是对中国国内有关国庆特赦的提议予以报道：
“我们的新闻稿对中国有关国庆特赦的提议予以报道；我们支持这个提议。中国国内的讨论是独立的。中国社科院的刘仁文2007年12月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讨论国庆特赦的文章。一年多来，在刘仁文之前以及在刘仁文之后，类似的讨论断断续续；我们一直予以关注。”
这位对话基金会的官员表示，特赦对象不应局限于某一类犯人：
“我们所支持的特赦不仅仅是政治犯的赦免，还包括其他犯人的赦免。我们当然不把政治犯排除在特赦对象而外。 我们支持参考1959年特赦的模式。那个时候的特赦标准，并不在于被赦免的人是什么类型的犯人。”
罗助华表示，他希望有关特赦的建议能被中国当局接受，但是估计将面临挑战：
“有关国庆特赦的提议要为中国领导层所接受肯定还会遇到一些挑战。2009年是个敏感年份。每逢敏感时期，中国领导人往往在是否容许更多言论自由一类问题上趋于保守，倾向于推行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但是有关国庆特赦的提议是个好提议，我们希望中国领导层接受这个提议。”
旅美学者、政治评论家谢选骏表示，中国 政府在实行大赦和特赦问题上， 还没有封建皇帝开明：
“特赦有助于中国政府更好地溶入国际社会，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它可能有助于缓和中国国内的矛盾，而且增加共产党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因为，以前皇帝登基、新皇上任，他都要大赦天下，而且他是大赦，不是特赦。像毛泽东五九年大赦，那时我还小，我不记得了。七五年的大赦我看见过，就是一些国民党所谓的战犯，在电视上都播出来了。现在共产党搞特赦，这个要求不高，只是特赦，不是大赦。本来邓小平死了以后，中国就应该大赦天下，把八九年的事情给了了。再往前推，毛泽东死了，就应该大赦天下。结果毛泽东死了没有大赦，连特赦也没有。邓小平死了也没有大赦，特赦也没有。江泽民下台也应该大赦，也没有，特赦也没有，所以比封建皇帝都不如。因为，从使命上来说，共产党的使命就是专政。”
谢选骏对有关国庆特赦的建议为中国领导人所接受表示不很乐观：
“如果把你放在胡锦涛的位置上，你三年以后就要退休，今年都09年了。现在提一个建议出来是好是坏，他也看不到成果。而且人家步步进逼，你把该惩办的人特赦了，那我这个冤案你给不给我解决？他们有一个很不好的经验，就是一九八九年的事件，叫八九民运，这个事件就是大赦特赦魏京生引起的。当时，人家要求特赦魏京生。实际上，现在对话基金会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的就是当年方励之他们扮演的角色，就是要求特赦魏京生，结果就搞出来签名什么的。”
对话基金会表示，倘若参照1959年的特赦模式，今年特赦的潜在获赦人数将超过8万。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