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胡发云先生,《如焉@SARS.COM》这本书从文学作品的表现方面来看,我们注意到您曾经讲过“数十年来,我们在文学表现方面失去了表达痛苦和忧伤的能力、失去了表达爱的能力。”就这一部作品所表现出的感情方面的纠葛,能不能请您谈一谈这方面的意义呢?

胡发云:这个既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受,我想可能也是许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感受。许多年以来,我们把每一个个体的感受都看得无足轻重,我们永远在把一个宏大的感情作为我们个人感情的替代品。我们很少去表达自己内心的这样的一种愿望、这样一种祈求、这样一种梦想、这样一种痛苦。一直到今天,回过头去看看我们数十年以来的文字记录,几乎看不到在不同时期,我们内心最真实的这种感受。比如说,五十年代几次和思想相关的社会整风运动,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作家、艺术家留下当时这方面的思考、这方面的痛苦、这方面的惶惑这样的诗歌、小说、音乐;规模及其广泛的那一次“三年饥荒”,我们没有看到人们在这种苦难当中、在这种饥饿当中,记录自己真实的生活情况,对于苦难的这样一种追问、对于当时那么多人死去或者是忍饥挨饿的状况的描述。相反是,我们看到了很多作家、艺术家在人们挨饿的这种背景下,写出了类似于《祖国颂》的歌词里面谈到的那种“江南丰收有大米,江北满仓是小麦”这样的一种非常荒谬的歌词来粉饰当年的这样一种太平。文革当中,那么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自己遭受了很多非人的待遇,我们就没有看到有人写下自己当时的这种痛苦、写下自己当时的这种愤怒、写下自己对于亲人受难或者自己受难的不满、写下自己对于这样的一种暴戾行为的思考,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深重的民族的文化的悲剧。在这个意义上,它比个人承受的那种肉体的悲剧要更加深重。问题是我们这么多的、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的大众,付出了这么多血泪的代价、生命的代价,我们居然没有文字来记录它、没有文字来表达我们对于这样的一种苦难的一种反抗,这个确实是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剧。就像一群牲口,羊和牛被一个力量驱赶着往屠宰场走去,它们的眼神是麻木的、它们的脚步是平稳的,非常服从地走向一个自己也不愿意走向的一个命运,但是没有任何的反应。那么,是不是会让我们或者让我们的后代,再一次的走上这样一条苦难之路呢?所以这个也是,我在写《如焉》的时候想到的一个问题。
记者:那么我们知道,《如焉@SARS.COM》主要是体现您对身患胃癌晚期的妻子李虹女士的爱。在这本书中,是不是也特别凸显了您在长期的艺术创作过程当中,对于苦难和忧伤这种感情色彩描写能力的一种提升呢?
胡发云: 可能这是一个当时我自己的实际处境造成的,人们在比较平和的时候、比较顺利的时候或者比较富裕的时候,往往会失去这种体验爱和忧伤的能力。当一个生死的问题,非常真实、非常切近地放在你面前,这个时候你的很多感受力会不一样,而很多的这种顾虑、很多的禁忌,会减弱甚至会消退。所以我想在写《如焉》的时候,因为面临自己妻子可能一步一步走向最后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觉得上面所有的那些禁令、那些纪律,对我来说可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或者是已经视而不见了,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的文字写作的禁忌,在这个时候就会被一个更大的主题瓦解。
记者:我们注意到互联网在中国近年的发展非常迅猛,那么尤其是《如焉》这本书的早期发行是在互联网上最先流传起来,尤其《如焉》这本书在使用互联网的年轻读者当中,也是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共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作为一个公共交往空间也确实为中国当前社会的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主动参与公共事务、关心中国当代的一些社会问题的一个主要途径。那么您也曾经表示,网络是您目前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所以能不能请您谈一谈,互联网在文学创作当中,对于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这方面的影响呢?
胡发云:互联网对于年轻读者的影响,它打破了多少年以来的对于信息的垄断,这个意义可能会比文学的写作和表达的方法要更重要。如果说互联网在那些民主国家里面,它只是无数种媒体的一种而已,那么在中国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特殊的、没有办法被完全控制的信息平台。因为这个时候,很多中国的老百姓、年轻人发现了:自己的声音是可以发出来的。尽管互联网诞生以来,在大陆一直是处在放开、收紧,收紧、放开这个过程当中,但是它让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获得了教室里边和图书馆里边没有给他的信息和知识。这一点呢,也创造出一批有互联网色彩的这种“网络文学”,可以成为我们国家年轻一代能够好好地练笔,并且把自己最优秀的作品不再乞求于出版社的恩惠,而让它给更多人读到的一种方式。所以我希望,在这个领域里面能够出现很多文学天才。
记者:那么是不是互联网的发展也会为更多的读者群体,为文艺创作者产生共鸣、提供他们的回馈,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呢?
胡发云: 是的。因为我想我的很多作品网络的读者已经远远超过了书刊的读者。我到美国来以后,也收到了那种从网络上下载打印的纸版的《如焉》,让我签名。那么远隔万里之外的美国大陆上都有这样的人,他可以自己做一本书啦,尽管这本书又大又粗,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人真爱读书的一种表现。我想把这样的一种方式和传统的纸媒的方式结合起来,它会让我们的文学创作发生一种变革,甚至会因为互联网它表达空间的扩大,它会让我们传统的纸媒那种严格的控制会松动。因为,你必须考虑到:你的读者如果说不能从你的传统纸媒上获得更多的信息,他们会转向互联网。那么你的出版社、你的刊物、你的报纸,你是必须要考虑到这样一种压力的,除非说我不惜血本、往里边贴钱,我也不怕我的刊物只发行一百份、两百份。那么实际上最后的这样的一种较量,我想谁能够说真话、谁能够说好听的话、谁能够说美丽的话、谁能够说读者愿意听的那些话,那么谁是最后的赢家。
记者:我们注意到互联网的发展在当今世界科技日趋强盛的阶段,它的主要的作用在于信息的自由流通。我想这一点可能不论是中国的读者、中国的互联网使用者还是国外的互联网使用者,都是认同的一个共同点。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中国政府对于互联网自由的管制,甚至对于公民在网络上自由表达言论尤其是一些网络作家因言获罪的现象,已经到了一种钳制的程度。那么在目前,中国社会公民利用网络争取自己的知情权、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方面您认为网络对于当前的中国民众来讲,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胡发云: 因为网络表达的这种自由权,这种由自己争得的或者由网络科技手段赋予的这样一种权利,是大陆当局始料未及的一件事情,而他们又不可能完全封闭网络或者是放弃使用这么一个现代科技手段。尽管现在有很多网络管制,但是网络的天性本身、网络的技术本身,它保障了依然有很多信息它会自由地散发出来,在年轻人当中,激起更大的去追寻真相的热情和兴趣。这些年来,包括《如焉》里边写道的萨斯当年,对于萨斯态度的改变,我想都是因为网络的声音它已经迫使有关当局不得不考虑改变自己的策略、不得不考虑修订某些政策和方案,那么这个是一个互动的结果。现在有很多那种,当局没有办法像关闭一个网站就能够控制的这样一种方式,比如说像在大陆很推行的推特,微博客,它传递出来的信息依然是非常迅速、非常有效的,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甚至几秒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网民对于一个事件的反应。一个希望往前走的政府,只能和网络和网民互动,最后寻求一个互相妥协、互相认同、共同遵守的这样一种规则,来让这个社会发生一种缓和的、渐进的、不伤筋动骨的一种变革,这个是我非常乐意见到的。
记者: 那么下面几个轻松的问题了,我们知道您到美国来主要是对一部完成作品之前的放松或者说是休假,这是您长期以来创作文学尤其是中、长篇作品的一个方式,我想能不能请您提前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部即将完成作品的内容?同时也想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您这次欧洲、北美之行的一些具体的走访经历。
胡发云: 那部作品是写文革当中一批青少年的处境,写一批文革初期,家庭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冲击的、被抛到社会边缘的青少年,他们为了自己青春的这种欲望、为了友情、为了温暖走到一起, 组建了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当然这个当中就形成了一种张力,一方面他们的家庭父辈甚至个人,本身就是被这样的一个政治和意识形态打压或者是迫害的;但是他们一方面为了证明自己在社会上的存在,他们又必须去唱歌颂文革、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和跳这样的舞蹈、演这样的节目。讲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特殊年代的内心的经历和和他们的社会生活经历,想由此来折射当时文革社会各个阶层的一个最真实的状况。我想摆脱多少年以来,我们官方对于文革的这种解释和规定,以我自己个人独特的或者真实的经历和理解,来写一部我认为是我经历的和眼中的文革,希望这一部书,能够被过来人认可和喜欢。我这次来最开始是一种探亲、访友、游历,这么样的一种安排。没想到这边很多朋友都很热心,给我安排了很多这种交流啊、讲座啊这样的一些活动。这些活动像滚雪球一样、也像接力赛一样的一个城市和一个城市互相之间都接上了,所以让我这次的行程既丰满、充实又非常的紧张,几乎是一个国家的大使正式出访的那样的一种忙碌。先到了欧洲,然后飞洛杉矶,洛杉矶飞温哥华,温哥华飞亚特兰大,亚特兰大飞纽约,纽约又到了华盛顿,这个期间还有一些城市周边的一些地方也得去跑一下、看一看。那么我算了一下,估计到现在为止将近三万公里,如果再回到大陆就是已经三万多公里,比当年的长征要多出两倍多。感觉还是挺好,我觉得特别是在海外的,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人,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些很新鲜的东西。一个是华人非常快地融入到了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活当中去,感觉最突出的就是这种微小的习惯,比如卫生习惯、尊重老人和妇女的习惯。我觉得华人因为他有规则感了,他反倒单纯,他不会投机、不会取巧,因为这没用的。我走到哪都会有一帮子非常热心的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非常坦率地跟你说出他们内心的感受。因为我想可能是在海外已经没有什么禁令、没有什么这种压力,所以大伙都有一种重返青少年时期的那种童真,这些都很让人高兴,也是一个让我非常意外也非常吃惊的这么一点。
记者:那么接下来是我个人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我知道您收养的残疾猫和流浪狗经过您现在在国外的旅游,目前它们有人照顾吗?
胡发云: 有人。而且应该说这些猫都是八、九十年代收养的。这些年来我因为我夫人去世以后,我的精力有限,没有再增加新的成员,这些收养的猫和狗渐渐的就在自然淘汰了,现在还剩4、5只。我凡是外出的时候,我都由我妹妹到家里来给我照顾它们,它们还是过得非常幸福的生活,我估计当中最年轻的还要陪伴我七、八上十年。
记者:好的,那么谢谢胡发云先生今天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作出的专访,谢谢胡先生。
胡发云:也谢谢你们。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专访中国知名作家胡发云的第二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