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程晓农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刘易斯拐角，它会给我们 带来什么影响？
程晓农：刘易斯拐点是原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教授叫阿瑟.路易斯在他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提出的一个所谓的二元经济，就是说城乡经济差别非常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话，工资不会明显地上升，但是一旦剩余劳动力逐渐转移完毕，剩余劳动力不再多的时候，那么工资就开始上升，这个时候工资开始上升的这个点称作经济增长的刘易斯拐点，这就是说经济增长不能够再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而不需要增加工资的那么一个发展阶段就要结束，然后转入一个下一个发展阶段就是必须要不断提高工资才能进一步把农村剩余的劳动力吸引出来。
记者：那您觉得中国现在这个阶段是不是差不多的情况？
程晓农：大致上来说呢这个观点用在中国反正早晚一天会适用。但是具体到此时此刻的中国这个观点说起来大体上应该讲是似是而非。但原则上听起来像那么回事儿，主要是它能够帮助政府解释一个现象，就是为什么农民工现在工资不得不上升？那么似乎呢所有制度上的缺陷就都不重要了，只不过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多和少的问题。
记者：谢田教授，您觉得中国现在出现这些情况除了有刘易斯拐点，还有别的问题吗？
谢田：我想补充一点，阿瑟.刘易斯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是英国人，他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跟程晓农博士是校友了。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他这个理论当初是被称作曼彻斯特学派和曼彻斯特书。实际上是在五十年前六十年前的一个理论，第一首先对今天来说就不是特别适用，再一个它这个可能适用在某一个国家，它的国内的劳动力市场是流动性非常强，没有任何局限限制的这样的地方。中国呢首先因为户口制度的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完全流动性的一个劳动力市场。所以说我们中国再次出现所谓的一方面珠三角地区找不到合适雇佣的合适民工；另一方面这边大量的失业工人，或者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现象也同时存在。所以这就没办法在中国真正适用。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引用这种理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话，那就是可能给中国经济冠上一种正常经济的假象。实际上中国的话给世界各地代工也好，被称为世界工厂，劳动力成本低廉是一个因素，但其他的因素还包括比如说没有环境保护的成本，而其他那些生产资料成本也比较高，很多其他因素构成了中国经济特有的这一状况。
记者：那如果工资上升对中国的经济会构成很大的影响吗？
谢田：显然这样再维持的话会应该有困难。我觉得如果劳动力工资再上升的话应该是伴随着产业的升级，但中国这个呢从知识产权或者是技术改造上也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标记。
记者：我想问一下程晓农先生，您觉得中国经济现在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您的看法？
程晓农：我觉得刚才谢教授讲得非常对。首先呢中国其实现在其实是伴随着一个没有产业升级，没有技术研发的所谓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来判断中国工业化到底有多成功？ 现在还为时过早；另外一方面之所以内地现在很多农民工不愿意到沿海地区打工而愿意就地，原因是全国地方政府正在用大量的银行债务来在从事在中国叫‘铁公基’就是铁路、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这些项目的存在完全是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不惜举债来维持，这种措施是不可能长久的。那么一旦银行出现了债务危机，那么势必要紧缩银根，那这些工程一旦终止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将再次失去工作机会，那个时候他们可能还是得回到沿海地区来工作，所以这只是一个短时期的暂时现象。换句话讲，是政府营造出来的。这说明刘易斯拐点并没有真正到来。
谢田：实际我想另一点就是内地的民工为什么不能到其他地区，他因为户口制度和其他原因不是真正流动，即使可以部分可以流动的话，他实际上在深圳、在沿海他那些生活的水平就是生活的成本相对于他能够拿到那个工资来讲，他实际上并不是非常有吸引力。这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住房、吃住、其它生活成本太高了这是另外一个的原因。
记者：好多媒体都报道外资企业现在把眼光瞄准越南、印度，您觉得这个现象是存在的吗？谢田教授。
谢田：这个一直是有的，有很多工司像很多韩国公司已经撤出来，一些美国公司开始撤出来了。另一些公司包括富士康这些公司他们实际上都还在寻找搬迁搬离中国的机会。
记者：对，这个是从外资的角度来看。对于中国来讲中国人怎么看这个问题呢？陈晓农先生是不是中国人只能走产业升级的路呢？能不能走呢？
程晓农：中国走不了。所有的企业走的都是（产业升级的路）。无论是国营的、还是民营的、还有外资，基本上走的都是所谓短平快。为什么企业走短平快而不愿意从事长期的技术研发？那就是中国根本就不尊重知识产权。
记者：谢谢二位。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邀请在美国的程晓农，和谢田教授讨论中国的劳工及经济发展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