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泛亚事件受害者被通知从4月1号到6月30号登录政府设立的登记平台及网站，登记个人信息和申报受损资金权益的90天期限已过，何时启动退款程序，究竟有没有款可退，迄今还不得而知，官方有关泛亚事件的最新信息披露也只是说“案件正深入侦办中”。在等待泛亚事件结案和受害者能否挽回损失的过程中，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调查制作有关云南昆明泛亚金属交易所危机系列调查报道第七集，探讨中国目前投资市场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欧美投资市场的一些管理办法问什么到了中国会出现“南橘北枳”的现象？在现有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能否借鉴欧美投资市场的管理经验，泛亚等一系列类似事件的爆发预示着中国投资市场是否极泰来， 还是从此进入漫漫不分四季的“寒冬”。下面就请收听闻剑的调查报道。
泛亚事件发展到今天，负责侦办案件的昆明市政府和公安局最新发布的消息也已过去一个多月。6月22号，昆明市政府和公安局通报， 泛亚涉嫌非法集资犯罪， 依法对单九良等19名主要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公安部门查控了包括7万多吨有色金属在内的一批涉案资产和资金；截至6月15号，近28000泛亚事件受害者到政府指定的网站登记损失，申报资金权益超过78亿元 .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2016年7月中旬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通过改革开放将中国与世界衔接，把中国从一个内斗的革命国家变成一个发展性的国家，视发展为第一要素，强调生产， 鼓励发家致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国既得利益集团和权贵是偷偷地发财，老百姓也有发家致富的机会。然而，1989年的“六四”事件之后，权贵和所谓社会精英的“偷偷”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抢”。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 经济腐败在刺刀和枪杆子的保护下已经变得肆无忌惮，“党治”使政府以扭曲信息为根本基础，为达目的不惜编制谎言。在这种情况下，夏教授认为，中国投资市场的现状是中国政府自己在掩饰一个庞大的旁氏骗局
“因为中国老百姓手中的钱没有其它出路，官员就动用手中的权力设立一个赌场。这个赌场有别于黑社会设立的赌场，因为它有国家金字招牌， 有官员站台，有领导题词，有领导在后台参与分赃。 此时，还没有认识到政府欺骗实质老百姓进入政府设立的赌局。中共的权力精英现在有种漠视心态，因为从实体经济掏钱越来越难，外资进入越来越少，实体经济投资在减少，商人在撤资，政府卖地越来越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想利用虚拟的金融架构庞氏骗局直接骗钱。中国目前的政治权力高度腐败和高度集中，但中共又想方设法打造自己伟光正的形象。 ”
最近网络间有文章说，那些泛亚受害者之所以受害并不是因为“追逐小利而忘记了风险”， 而是被“具有公信力的政府失职所骗”，泛亚事件是“泛亚犯罪，政府有责”，泛亚从成立之初到崩塌关门的每一步发展都有政府的影子。 例如，昆政文（2010）29号所说的“交易所工作推动领导小组”，从组员到组长除了已被逮捕的单九良之外全部都是政府官员。迄今，除了单九良被证实逮捕之外，泛亚交易所工作推动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 即政府官员还没有一个被逮捕，被双规。有网民调侃地说， “ 看了红头文件，看了各种证件，看了种种宣传…..信了政府、央视、银行、官员、专家学者和承诺，结果掉坑里了！”
这个坑是个“坑了”30个省市自治区22万人、涉及430亿元人民币的惊天诈骗大坑！
美国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梅凤杰先生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如果中国不进行切实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投资市场的未来发展不容乐观，即便借鉴欧美国家的成熟经验也会在中国出现“橘生淮南则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结果. 梅先生以自由市场国家普遍实施的证券发行注册制在中国现有体制下有条件实施的结果为例表示：
“如果中国实施注册制，很多有不良企图的企业随便编造谎言就可能注册成功，然后就可以公开开展募集资金等相关活动，圈钱骗钱。可能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如下：一是中国司法机构不独立，权贵经济和权钱交易横行，谁有钱谁就可以与政府狼狈为奸。尽管中国也制定了详细的法律法规，但执行是个问题。此外， 新闻机构无法肩负监督的责任。如果谁敢胆敢抗议不公不正和欺诈的情况时，政府就会以维稳的名义镇压，说你有颠覆政府的倾向。由此可以断言，现有体制不变， 由审核制改为注册制实际上是允许骗子横行， 百姓投资成为骗子砧板的鱼肉。 由于中国的许多经济改革缺乏政治改革的依托，目前经济改革出现这么一种现象：不改就会加重腐败，一改就会失控乱套， 就会成为欺诈者的天堂。由于中国缺乏让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三权分立式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现在在很大情况下已经无法继续深化推进。 泛亚事件的发生就是进行注册制改革但仍然缺乏有效监督机制造成的。泛亚完全是依靠虚假宣传将骗局做大，骗局被揭穿之后，由于涉及太多官员利益和内幕，政府无法公平审理。有鉴于此， 没有政治改革作为依托，再先进再成熟的东西拿到中国也会变味，真正变成具有中国特色。”
证券注册制改革现在在中国并没有全面铺开实施，基本还是审核制。注册制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是一个资本市场市场化程度提高的必然结果，其核心是只要证券发行人提供的材料不存在虚假、误导或者遗漏，他/她就可以公开募集资金。虽然中国迄今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但是现有体制使吆喝了十几年的证券发行注册制在中国依然还只是法律框架下可行，实际上处于难以操作或一操作就可能出问题的境况之中。 另一方面，中国主板市场采取的审核制股票发行方式使企业上市周期时间长，新股具有较高的炒作价值，证监部门权利寻租的可能性大，不利于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中国2015年中期发生的股灾和随后查处的不少证券公司高管和相关政府部门负责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再比如，在中国事件频发的P2P 早在2005年诞生于英国，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2008年也将这个个体与个体之间通过网络平台实现信用贷款的金融平台模式纳入监管范畴，使之处于健康发展之中。 然而，由于缺乏监管社会大环境缺乏征信制度, P2P在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让人谈虎色变的程度. 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通过对15个国家的1500人就诚实问题所做的一份网上调查发现，中国排名最后一位。
梅先生强调, 现代经济是信用经济, 金融系统的重要一环就是信用, 而信用的建立需要制度的保障. 于是, 有人说, 比泛亚崩塌更让人恐惧的是制度. 梅先生进而表示, 习近平和李克强迄今实施的一些经济措施不成功,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将西方成功的经验用于中国扭曲的政治制度之中:
“中国政府试图在维持旧政治体制的情况下进行经济上的突破, 迄今的结果已经证明那不可能。未来十年, 除非政治上有突变, 否则中国金融体制就会停滞不前. 中国发展应该向美国学习。明明摆在那里有桥不走, 非的摸着石头过河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观点. 中国尤其应该学习美国政治体制方面的经验, 建立真正公正的司法体系和监督体系，对欺诈严厉处罚. 例如, 迄今为止, 我们都没有看到政府采取有力措施, 解决泛亚的问题, 已经采取的实际上是相互勾结, 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 然而, 话又说回来, 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 对中国政府来说可能是伤筋动骨, 甚至是触动其统治基础的一件事情.”
虽然梅先生以上认为，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虽然是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乱象环生，像类似泛亚事件那样的骗局呈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现象的根本原因， 但是中国国内官方媒体和体制内学者却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和谏言，只是就事论事。例如， 中国有体制内学者认为，“地方政府对于金融资源的无序竞争，是滋生泛亚事件背后的恶性土壤，”金融监管应该由目前的“主题监管”模式转为“产品监管”；泛亚事件的爆发说明当前中国以分层、分业和主体导向的金融监管体制失灵，监管有真空地带。
不过，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家谢作诗教授认为，建立现代经济和完善公正的金融体系与政治体制没有多大关系，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做到政治上集权， 经济上自由，重要的是要有经济基础、完善的产权和法制；产权在现代经济中必须界定给个人，必须得到法制的充分保障
“金融市场是个高级市场， 与普通的商务或劳务市场不一样。普通市场层次低，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对信誉等要求相对较低。 金融市场层次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跨空间和时间进行交易，对信用和合约的执行要求严格， 即对产权要求有严格的界定和保护。只有产权有严格的界定和保护，大家才会在乎自己的声誉；二是法制要跟上。如果没有法制保障， 社会就会到处有坑蒙拐骗，公有组织中就会没有人真正去维护其品牌， 没有人真正去维护其信用。当然， 即便是把产权界定给个人和私人，如果没有跨时间和空间的法制保障，骗子同样也会成堆。由此而言， 产权和法制是两个基本条件。我们的改革如果在这两个方面不推进，我就没有理由看好中国的发展。其实，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在产权和法制两方面做不好， 其发展前景都不会好到哪里去。”
谢教授进而认为， 中国金融市场现在出现乱象并不能简单地归咎监管问题，监管者没有理由和激励真的想把市场管好，他们真正想的还是私利；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也有问题，只是不是市场经济问题，而是破坏市场经济的问题， 像过高的社会福利待遇。
虽然中国迄今金融市场不完善，投资理财乱象丛生，但是深圳独立投理财专家邹涛认为前景还是很好。邹涛强调，借鉴西方在金融市场监管和投资理财市场的成熟经验，中国要结合中国的国情，不能单纯地模仿或复制，只有政治体制改革，金融投资改革才能随后发生：
“因为金融骗局这次以这种方式出现，下次可能换件马甲又会登场亮相。推动制度的变化可能需要许多人的惨痛教训和损失为代价。 当然， 像泛亚事件和P2P 乱象等，症结还是政治制度没有随经济发展而改革。中国一切的金融体制改革之所以不成功或者出问题，都是因为政治体制与其没有良性的互动。中国监管层面，无论是证券业监督也好、保险业监督也好、对其官员没有切实问责制，官员不对百姓负责， 只对上层领导唯命是从、俯首帖耳，这就是体制问题造成的。如果体制没有改革，今天有泛亚和E租宝事件， 明天还可能有什么‘亚“和什么 ‘宝’事件发生；政府的监管都是等到事情发生了之后才去救火，而不是事前就从严监管。”
要想事前监管有效，避免少出事， 邹涛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网上能读到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2010年写过的一本书， 书名是《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书的推荐序说“《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是从金融发展的角度看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作者认为唯有师法‘金融乃国富之王道’的西方模式，中国经济才能持续发展。要借镜西方模式，首先就要体认‘民主、自由与人权’普世价值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这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沈恩教授一直提倡的‘发展即自由’”。六年过去后的今天， 难道中国的情况发生了改变，又想摸着石头过河，走自己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