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會召開時間敲定 傳說中的經濟改革會落空嗎？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在推遲近一年之後將於7月15日至18日舉行
路透社資料圖片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在推遲近一年之後，最終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明確，將於7月15日至18日召開。外界普遍期待這次會議將出臺重大經濟改革措施，而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也在週五（6月28日）表示，中共正在計劃實施"重大"改革。但有評論者表示，不要期待會有實質性的經濟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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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會召開的日程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週四（6月27日）開會決定的。據新華社的消息，政治局在這次會議上聽取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稿（以下簡稱《決定稿》）在黨內外徵求意見的情況報告，並決定將此稿綜合意見後提交三中全會審議。
外界普遍把政治局發佈的這一消息解讀爲，三中全會將主要關注經濟問題。這似乎也符合去年以來外界多數觀察家對三中全會的期待。中國外交部網站週五（6月28日）發佈了《習近平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70週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全文，其中提到：“我們正在謀劃和實施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措施，繼續擴大制度性開放，形成更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
新華社也在同一日通過央視網和各地方政府網站刊發了文章《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開闢事業發展新天地——習近平總書記帶領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紀實》，其中列舉了習近平上臺以來領導中國進行改革開放的各種例證。這進一步烘托出三中全會着重經濟問題的氣氛。
宏大而空洞
但輿論界對此的反應卻並沒有一致的樂觀情緒。一位參與了三中全會意見徵詢的專家匿名告訴本臺，他推測三中全會只會推出一些空洞的政策，“會在中國式現代化和促進‘新質生產力’的名義下推出一個看上去宏大的綱領性政策文件，也會圍繞國企創立類似主權基金模式的超越性管理模式，也就是偏重資本控制而非直接管理，對民企也會從科技鼓勵創新的角度做增加一些扶持性政策，僅此而已。”
這位專家認爲，這些政策都不會涉及制度層面的改革，“即從公衆關心的維護私有產權、限制政府幹預等角度修改憲法，大幅調整或縮減政府的干預權力等。”但他坦言，他並沒有看到《決定稿》的內容。
按照以往慣例，本屆三中全會原本預期在2023年秋季召開，即黨代會後的第二年。但到了去年秋天，三中全會一直沒有消息，外界不少人猜測，可能是因爲過去幾年經濟上沒有成就，三中全會無法交代。會議推遲的真實原因，外界至今無法獲知。但不少專家、學者或前中國政府官員期待三中全會能在經濟政策上有大幅修改，以挽救近兩年不斷下滑的經濟形勢。
前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力近日在接受香港《南華早報》採訪時提出，中國政府應該提高居民收入、改進社會福利制度以刺激消費，並且放寬居民買房買車的限制。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則告訴《南華早報》，他反對長期貨幣刺激政策，而傾向於市場化改革。
但前述那位不具名專家認爲，當前的中國政府任何有效的政策都不能做，“幾乎任何政策真要有效，就需要全盤變化。”他強調，中國政府並沒有意願去做這樣的變化。
戰時經濟的邏輯？
這位專家指出，習近平執政後的經濟路線和往屆中國政府有很大不同，“江胡時代經濟路線比較單純，只是追求和延續1978年國民收入翻兩番的總體增長目標”，習近平上臺後，則是強調爲未來大戰作準備的戰時經濟體制，“國企和科技創新兩個點都圍繞戰爭準備在大規模資本投入和軍民融合，這也就是過去十幾年經濟路線，三中全會只是繼續系統性的總結和鞏固，期望這條路線成爲全民路線，也就是民族經濟。”
這位專家暗示，所謂戰時經濟是與臺海形勢相關的；他分析說，這是中共自己的歷史觀決定的，而不僅是習近平個人的意志，“這體現了作爲已經轉爲民族主義政黨的中共的民族經濟的真正意義；”所謂民族經濟，仍然是以國企爲本，中國經濟仍然需要以此來固本培元。
美國明鏡新聞集團總裁何頻則認爲，中國政府在三中全會要展示的是追求長期增長的金融、科技佈局，而這與習近平掌權規律有關，“一方面是習全面掌權之後第一次戰略性政策宣示，同時也是中外環境變化之後的政策宣示。”
何頻指出，習近平仍然處於“集權窗口期”，“二十大才決定了所有的人事，不再有類似李克強的人；”所以，他認爲三中全會上不一定會有驚天動地、突破性的現實政策。他暗示，中共高層對當前中國經濟困局未必非常在意，他們可能認爲經濟出現低迷是多層次因素造成的，比如疫情的因素。
期待中的稅制改革
儘管如此，中國經濟界仍然不時傳出消息或暗示，對三中全會可能出臺的經濟政策作出揣測。
財新週刊本週早些時候（6月24日）刊發封面文章《醞釀新一輪財稅改革》，其中提到，由於當前面臨的財政困難、地方債等現實難題，2023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在部署深化重點領域改革的清單中提出“謀劃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並回顧說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部署的財稅體制改革都是當時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文章報道說，多方專家認爲，這次財稅改革應以增強地方活力，爲地方保留更多收入爲主。
路透社在上週的報道中也援引中國內部的政策顧問說，三中全會的重中之重將是允許地方政府保留更多財政收入，這是消除金融穩定威脅的重要一步。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政治學教授、二十一世紀中國中心主任史宗瀚（Victor C. Shih）也注意到了這些信息，但他對此表示懷疑，“我不太確定這種改變會有多少，我感覺黨中央仍然想控制大多數財政資源，也就是稅收，所以可能不會有太大的變化，或許我可能是錯的。”
史宗瀚被認爲是最早指出中國鉅額地方債風險的分析家之一，他告訴記者，“每個月地方政府都要向金融機構支出上萬億人民幣來還債或支付債務利息，這造成很大的財政負擔，尤其是現在地方政府已經不能像以往那樣大量賣地了。”
幾年以來，中國地方政府債臺高築的消息在中國的網絡上不絕於耳。去年貴州省政府無法消解自身債務，向中央求助，幾度被頂上社媒熱搜，被外界廣泛認爲貴州已經破產。近日又有傳聞說，中國富庶的江蘇省會南京市傳出財政喫緊的消息。本臺記者查詢了南京市統計局網站。南京市政府從2022年4月份就開始停止發佈兩項關鍵指標：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和稅收收入。當月這兩項名目還在，到6月份就消失了。而統計局網站上的“南京市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指標”列表中的數據名目也越來越簡化。這讓外界不禁質疑南京市政府真實的財政狀況。
美國歐道明大學管理學講座教授李少民認爲，即使地方財政如此糟糕，中央政府也不太會對現行財稅體制有大改動，“中國內部現在的評價是中央政府定力很好，什麼是定力很好，就是不動；爲什麼不動，因爲中央的財政非常保守，不願意放水，不願意拿出錢，真金白銀。”他解釋說，這涉及到中央政府的理念，“他現在不願意放水，一放水，老百姓拿了錢就存起來，不花；所以放水不是他的理念，他的理念就是你們要度過難關，勒緊褲腰帶，不能靠救濟。”
更多的稅？
在另一面，《第一財經》網站週三（6月26日）發出社論，題爲《輕稅薄賦是經濟復甦之基》，主張降低企業收稅，增強企業活力，讓經濟休養生息；這似乎是想在三中全會召開前作出政策建議。
這篇社論似乎對應着近來不少地方出現倒查稅收的現象，湖北維維食品飲料股份有限公司收到稅務局倒查其稅收三十年的通知。與此同時，中國多省出現了“警稅合成作戰中心”，進一步加大了稅收的壓力。
史宗瀚教授認爲，地方上的這些做法很有可能是因爲他們得到了某種風聲，“有可能是有些內部的授意，讓這些地方政府可以放手去做，收更多的稅，這讓他們迅速採取了行動。”他說，三中全會要做的可能恰恰是提高稅收，“有可能是徵收房產稅，也可能是增加收入稅。”他補充說，實際上中國的稅率相對於很多發達國家都算低的，所以中國政府增加稅收也有其合理性。
但史宗瀚同時也指出，從目前有關三中全會的消息看，中央政府可能會強調用修訂法律的方式來通過相關的改革措施；習近平近些年也一直在強調，要將制度變動法律化。
在新華社刊發的消息中可以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週四的會議上強調，在三中全會制定的改革方案中將貫徹所謂法治的原則，“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在法治軌道上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統一，重大改革於法有據、及時把改革成果上升爲法律制度。”
但史宗瀚指出，習近平對法制的強調可能主要是出於統治的便利，爲了消弭內部的紛爭，“他可能意識到，僅用個人的權力來控制政黨有侷限，他需要一個更協調的系統來達到這一目的。”他說，至少習近平是試圖這樣去做，雖然在黨內，他的手下仍然會有鬥爭。
李少民教授則認爲，中國經濟問題的核心癥結之一恰恰是沒有真正的法治，“法律說變就變，共產黨說得很明白了，法律是爲鞏固黨的領導而服務的，這個已經很明白了，黨在法之上。”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對私有產權的合法保護，政客可以今天說這樣，明天說那樣；經濟一好了，馬上就開始割韭菜，經濟一不好了，又開始陪笑臉。”
記者：王允 責編：李亞千 網編：洪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