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增长7.5%，是五年来最低水平。中国官方呼吁外界应“适应中国新速度”。有外媒载文认为，中国应该还政于民，开启民怨排解安全阀。
中国政府过去一直宣传要把保持GDP年增长率在8%以上。但最近几周，当局改变了政策。官方新华社星期三发表评论，要求各界学会“适应中国新速度”，并引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话说，“不能再以经济增长率论英雄”，要“从长期以来的‘保八’思维中解放出来，学会适应相对较低的增速预期。
美国彭博社7月16日的相关报道说，中国官方淡化GDP增长重要性的说法只有两个听众，一个是全球金融精英，另一个是中共数万名基层官员，这意味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可能一去不返。不过，中国社会学者刘先生认为，其实人们都知道，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不可能长期持续。
“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物理世界中，都不可能一直维持增长速度，这是一个常识。如果维持百分之十增长速度，三十年就会翻二十倍，六十年是四百倍。高速增长不可能维持很长时间。”
彭博社的报道还表示，中国地方官员正在接受混乱的信息，多年来官方都以GDP增长数字衡量官员的政绩，但自2008年以来，中国银行信贷从GDP总额的115%膨胀到173%，因此北京已经明确表示，这种情况必须停止。
在美国的中国学者程晓农就此认为，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数字和其他国家并没有太多的可比性，因为中国的经济数据更多是反映官方立场而非经济状况。
“实际上中国的百分之八相当于美国和台湾的百分之二，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其说是反映经济状况，还不如说是反映政府活动。增长快等于是政府活动比较顺利，从来我都认为这没有可比性。”
在中国的刘先生也认为，中国GDP的数字和真实经济状况关系不大。
“中国从四九年到现在六十多年，平均增长超过百分之十，远远超过日本和韩国，但实际经济状况是落后于日本和韩国。”
刘先生分析说，经济改革应该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引发的矛盾可能会十分尖锐，以高速增长扩张经济总量，成为改革的必要条件，这也是过去多年来中国一直在追求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海外有专家认为，最近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伴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冲突，导致每年都有数十万起群体性事件发生。因此，中国应该对制度进行改革，比如以新闻自由和增加民主作为释放全社会怨气的排放口，仅投票一项就可以为公民日益增加的挫折制造一个有效的安全阀门。刘先生则认为，这种情况在中国大陆恐怕不会发生。
“当局没有意愿改革。经济好的时候就不用改革，因为已经很好了，经济不好也不能改革，时机不对。对中国政府来说，对自己有利才改革，没有利绝对不会动的。”
海外有媒体报道说，中国中央政府目前更严厉管制网络舆论和社交媒体，乡村和县级民主试点已经停顿，而司法改革甚至出现倒退，这可能使得经济放缓的中国社会出现更大问题。
程晓农解释说，正如中国经济和西方不同一样，中国的政治也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因此用西方的逻辑判断中国政府可能做出政治上放权的改革并不现实。
“中国政府是保命至上，如果改革伤到命根子，他们绝不会改革。这点习近平反复讲，这次汪洋在美国也讲，共产党原则的原则就是保命。”
在中国的刘先生则表示，邓小平的改革实质是引入私有制成分和市场经济。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所有改革都围绕这两点进行，如果需要继续推进发展，中国确实需要新的改革思路。但他指出，中国大陆的经济与政治权力高度结合，任何损害中共政治权力的改革，其可能性都基本为零。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