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的人民网星期一援引中纪委副书记李玉赋的话说，一些省(区、市)牵头单位和协办单位也制定了防范违纪违法公职人员外逃的联系合作工作规范。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联合下发了建立惩防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制度的有关文件，确定了工作程序。财政部针对承担的7项牵头任务，分别与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建立分工合作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安监总局等单位，利用联席会议这个平台，定期与协办单位研究工作。
此外，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赋在最近召开的中央纪委监察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近30年来，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多亿美元，每人平均卷走约1亿元人民币。就中国那么多高官得意携带巨款外逃事件越来越多这一点，旅美中国事务评论人士李洪宽表示：
“中国官员腐败主要是两个根本的原因：一个就是现在中国的官员他的价值信仰系统已经崩溃了，就说没有人信共产党选拔干部的这些标准。比方说信仰共产主义啊，信仰为人民服务啊，没有人信这个。当官的都是冲着当官的权力寻租，就是为了那点儿利益。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官员之所以腐败，反腐败反了好几十年，越反越腐，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权力监督机制，没有一个反对党，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媒体去监督官员的腐败行为。举报者呢往往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残酷打击。这都是保护腐败。它虽然说反腐反腐，越反越腐，根本的原因就这两条。”
人民网的报道援引《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组长王明高等专家分析说，那些案值大、身份高的官员，最看中的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移民国家。比如，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外逃美国，原厦门市副市长蓝甫外逃澳大利亚，原云南省委书记高严外逃澳大利亚，原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外逃斐济，原河南高速公路公司老总童言白外逃澳大利亚，而海内外知名度较高的厦门远华走私案涉嫌主犯赖昌星已经赖在加拿大10年。而身份较低的贪官则选择非洲、拉美、东欧或者其他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落脚后再伺机向西方发达国家过渡。
与中国签署犯罪分子引渡协定国家仅有31个。中国腐败官员藏身之国，大部分没有同中国签署该协定，因此助长了逃亡行为。此外，许多废除死刑的西方国家原则上不会将罪犯遣送回可能会实施极刑的国家，这也使中国对外逃贪官的处罚变得更加困难。海外互联网中文杂志中国事物主编伍樊认为，中国这的30年来，带钱外逃的官员数目远不止4000人：
“我对它报的消息，它的数字的真实性我表示怀疑。应该比这个数字还要大。中共有个特点，讲好事的时候加码，讲对它的坏的事情，它会减码，把它缩小。那么，资金约500亿我看远远不止这个数字。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这么多钱？ 贪官污吏大部分是金融、财经和工矿企业经管财务的人。偷钱呢他是要沾那个钱的边儿的人才有机会偷；第两点，他偷钱以后啊，为了保护自己或者自己的家族，他要上下打点，尤其对上边，一起共同来偷。”
人民网的报道说，贪官外逃的方法一般是，先让老婆孩子定居海外，然而自己开溜去会合。贪官出逃的步骤通常为：聚敛财产—海外安家—资产转移—择机出逃—滞留不归。大部分贪官在出逃前，把亲属安排到国外定居，一旦腐败问题暴露，就立即潜逃国外。例如河南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早在案发前就安排妻子和子女定居美国。
人民网的报道还说，贪官外逃往往与黑社会勾结，在美国、澳大利亚等中国贪官聚集较多的国家，有华人专门开公司为贪官提供一条龙服务。他们利用当地法律中的漏洞，和所在国的律师进行合作，为贪官们办理从购买房产到洗钱再到取得合法身份等全套服务。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