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修订的记者《职业道德准则》是星期二在中国记协第七届理事会二次会议上审议通过的。官方新华社报道说，新修订的准则提出，新闻工作者要通过合法途径、正当方式获取新闻素材，媒体不得刊发违反科学和生活常识的耸人听闻的报道。准则也强调，严禁有偿新闻，不能以新闻报道形式做变相广告，编辑和记者都不得从事广告、发行和创收等营业性活动。
目前旅居加拿大的中国资深新闻工作者姜维平认为，中国要求记者通过合法途径和正当方式获取新闻素材，其实是为了限制中国大陆记者对社会真实新闻的采访报道，是为了保证媒体新闻的报道符合官方宣传的主旋律。
“它的这些所谓的规定，主要的目的都是为了限制新闻自由，都是为了限制新闻记者在生活当中采访生活当中存在的矛盾，那些问题。老百姓那些心声，反映生活的实际状况。它的基点是在这里的。”
北京某媒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编辑认为，记者职业道德准则中有关获取新闻的合法途径和正常渠道，行内人士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必须经过当地中共宣传部门和被采访机构的党委审查，而记者自行对当事人的采访有可能会被算做不合法，不正常正，这样一来记者对突发事件的采访就会面临极大的风险。
“你如果要采访不是一些上面灌下来的东西，你是是你自己发现的新闻线索，或者是要爆料的东西，深层报道的这些东西，那么，你要不通过当地的宣传部门和被被采访对象的机关的党委。你如果所谓不通过合法途径，那就是不按官方提供过的那种途径去采访，那就是两种结果，一种是你很难采访到特别真实的情况；另外就是说可能还会受到威胁或者说是一些潜在威胁。”
这位编辑表示，有偿新闻在中国大陆是公开的秘密，所有新闻从业人员都知道其中的潜规则。他以记者收红包为例说，虽然当局口头上多次反对向记者发红包，但实际上，机关和企业向采访记者发红包却愈演愈烈，已经成为中国大陆非常普遍的作法。
“有偿新闻是很普遍的。8、90年代还好，8、90年代大概是一个会1、200块钱，然后，在你拿到通告以后孙顺带就拿到一个红包。至于说你这个媒体发不发，那个时候也没人太在意。据我所知，有些记者一个月拿几千、一万是很普通的事情。2000年以后，各种红包呀或者各种收入那就花样翻新了，有的呢可能是很不得了的。当然，要给1、200块钱就基本上没有人去了。据我所知，给500、1000 的不算特殊。”
姜维平认为，中国共产党主管宣传的部门对此采取了默认态度，因为他们最重要的目标是保证媒体在报道政治新闻方面绝对不能出偏差。
“目前共产党提出了舆论的导向，按照党指引的方向去导。那么，就会出现虚假的报道。粉饰太平。那么，同时呢，它对那些听话的，比如说把钱看得很重的那些记者，那就用金钱来引诱你了。所以，有偿新闻屡禁不止、封口费屡禁不止。”
在姜维平看来，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不是规定记者的职业道德准则，而是应该订立新闻法和记者保护法，以保证新闻工作者能依法准确及时自由地报道社会和民众关注的真实事件，并且不会因为报道揭露了社会的阴暗面而受到威胁惩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