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警察控制下的中国大学

2024.05.24 16:26 ET
思想警察控制下的中国大学 吴强2009年被聘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师,2015年即被停职,其后又被清华大学列入黑名单,禁止进入校园。图为清华大学礼堂。
路透社图片

清华大学前教师吴强最近发出公开信,呼吁清华大学的主政者维护学者的尊严,并将当前中国高校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形容成一场新的文革。

公开信事件的背后,是中国高校愈来愈严厉的意识形态及思想控制,很多如吴强这样的自由派学者的空间几乎被压榨殆尽。

迅速封杀的公开信

吴强2009年被聘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师。2015年即被停职,2020年,清华大学一纸诉状将吴强告上法庭,要求其搬离周转房并且索偿巨额违约金,但是遭法院驳回。吴强又被清华大学列入黑名单,禁止进入校园。2024年,清华大学再度发起房屋诉讼,要求吴强为无法居住的这几年支付百万违约金。在吴强看来:清华大学利用反复诉讼,以此羞辱和惩罚“不服从”的知识分子。

公开信中,吴强向清华大学校长李路明喊话,要求公正处理纠纷。此事在海外产生很大反响,而在中国互联网上则被迅速屏蔽。吴强说,“第二天就被封杀掉了”。

清华大学前教师吴强(法新社)
清华大学前教师吴强(法新社)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一直关注吴强的境遇,他说吴强在专业上很有见地,“知道现实而又有政治科学的专业素养,(是)少有的能让中国和世界沟通的专业学者”。

夏明认为,清华大学对吴强的打压具有象征意义。清华大学作为理工大学,增加了社会科学,目的是打造中国模式,讲好中国故事。“清华对吴强做的事情,我认为,对全国都有风向标性质,不仅仅对清华,基本上反映了整个中国对高校的收紧。”

表面上,吴强和清华大学的恩怨交织了房屋和人事纠纷。但是夏明以曾经在复旦大学求学和任职的经历说明,“中国有影响力的大学,永远面临被中共有选择的控制,对非常活跃的有影响力的跟国际有学术联系的学者,监视、打招呼,最后重锤落下迫害,都是最重的。”

警察干涉学术研究

现年54岁的吴强,是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博士。在中国高校中最早开设了社会运动的课程。“我入行从台湾政治开始,在福建社科院台湾所,当时的研究也遇到了天花板,后来到欧洲上学,读博士,那个时候兴趣开始转向中国的公民社会、社会运动。”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学术研究曾经过短暂的自由空间,西方学院派的田野调查曾在中国高校的社会学专业成为主流。接受了西方系统训练的吴强来到清华后,试图延续这样的田野调查,他的研究范畴涉及公民社会、人权,上访等社会领域。但是这样的研究却让清华大学的主政者对他产生了怀疑。

吴强研究社会运动,需要经常和警察打交道,因为很多数据被公安部门掌握。本来警察也是社会运动中经常出现的角色,“社会运动的研究,就像这几天看到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抗议,这是典型的最新的社会运动,所有社会运动中都伴随着警察的暴力、警察的介入。”

当吴强需要到现场获得第一手资料,警察开始出现并且干扰他的研究。吴强说,2003年之后,警察越来越公开地干涉学术,“这方面的材料越来越难拿到了”。他来到外地调研,警察获得信息,会对他进行各种干扰,例如去宾馆查房,“在调查中,直接被警察盯梢了。半夜三更住旅馆的时候被检查了,甚至被驱逐出特定的城市。都遇到过。”

令他匪夷所思的是,出于维稳政治的需要,警察和公安越来越广泛地出现在各类社会事件中,“公安部门的术语规定了我的研究范围,叫做群体性事件,国内的学术研究实际被公安规定了范围。为维稳服务了。我也拿不到公安系统掌握的数据,所谓群体性事件的规模、分布、大小。他们对我也是怀疑的,涉及到我在清华政治学的学术上的定位,最后把我解聘、赶走,公安在里面扮演的角色是决定性的。”

吴强的遭遇并非孤立。另一位研究者于建嵘曾经长期关注上访者,在北京宋庄专门租了一个院子,打开院门,欢迎上访者提供案例。由于警察出面阻止和干扰,于建嵘很难进行研究。后来无疾而终。

中国著名社会学者于建嵘(独立中文笔会)
中国著名社会学者于建嵘(独立中文笔会)

夏明曾在复旦大学执教。他说:“中国这些主要的高校,都是被国安、公安、政保,还有总参等等,都是渗透和控制非常紧的。”

大学里的思想警察

比起警察更可怕的是大学里的思想警察。吴强多次因社会运动调查被警察警告,再报告给学校,他的研究因此遭到学校的不满,逐渐演变成学术上的矛盾。

“学校和教育部把我召回来,类似岳飞被九块金牌召回来。好几次这样。”吴强说。

警察的警告让清华大学不胜其烦。开始主动阻止他的调研,进而干涉他的研究方向。“我就发现在国内做田野调查越来越困难。经常是跟系主任报备时,直接就被劝阻了。遇到事前被劝阻,被学术带头人、系主任劝阻,这是更经常遇到的。甚至多次劝告我,我的研究方法要调整,不要再做田野调查,要做二手的研究,别人做了你再去加工。在我的第二个聘期开始以后,系主任直接提出这样的建议。实际上这是一个重大的对于学术理论和学术自由两方面的干预。暗示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至少在清华是行不通的。”

这样的冲突多了,吴强想要开展的研究无法顺利完成,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当初回国为了什么?”

警察和大学联手对于他的学术研究进行干涉,在2014年达到了高潮。

2014年香港发生占中抗议。吴强一直关注事态发展,买好机票准备去现场。结果他的购票信息被公安立刻监控和掌握。

“清华大学的保卫部对我进行人身的限制,当时我买了到香港的机票,当天晚上,在清华宿舍24小时有人站岗。第二天早上我要出门,学校保卫处几十个人把我团团控制,把我押送到学院的会议室。”

记者向清华大学有关部门发去电子邮件采访求证,截止发稿前未得到回应。

中国学术的大倒退

夏明早年在复旦大学求学和任教。在参与了八九年的六四运动之后,离开中国。他评价说,当今中国的高校,面临一个学术体系上的大倒退,“以前八十年代的校长负责制全部坍塌。让位给党委书记负责制。党委书记一手遮天,在高校系统中,利用意识形态的回潮,建立了各种紧跟形势的中心和研究所,可以说是黄钟尽弃。”

以意识形态和政治安全为目的,对于学术上的审查正在中国高校普遍上演。一批满怀抱负训练有素的学者被迫退出历史舞台。

一位没透露身份的清华大学老师告诉本台:近几年,清华大学对坚持表达社会批判的教师进行打压。如剥夺了公开批评习近平的许章润的退休金、强制敢于批评当政者的郭于华退休并且限制出境。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X平台)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X平台)

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X平台)
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X平台)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赵鼎新今年3月也发表了一封公开辞职信,称其被排挤出院系决策圈,否定他主持社会学系期间的工作。这封辞职信在网络上同样被广为传播。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赵鼎新曾表示,“国内的学术研究依然缺乏一种专业感”。而他按照美式学术标准植入中国大学的管理办法, “就不可避免地会与某些既定制度和规则产生摩擦”

夏明说,“追求真理的学者,要么遭到解聘,公开的迫害,要么进行自我的审查,许多学者基本不发声,尤其是习近平上来以来,‘七个不讲’以后,又有中央九号文件,很多学者进行自我审查,这是个普遍的现象。”

夏明表示,高校对学者的打压和迫害采用了各种手段,“对有名的学者进行迫害,打棍子、戴帽子、穿小鞋,用一切办法,无论衣食住行,房子、奖金、出国、排课,在不同校园教学,都可以穿小鞋,这些迫害基本上见怪不惊。” 

被监控的生活

吴强坚持自己的学术标准,不入谱系,是系里唯一的非党员,逐渐边缘化。现在他发现,自己成为了当权者眼中的麻烦制造者和异己分子。

作为敏感人物,他的出行都受到了监控。“15年我的解聘本身,公安局、公安部的意见,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因为我跟外交官和外国记者接触很多。北京的警察限制我进入北京的使馆区。我会被人脸识别出来,变成鸡飞狗跳。然后在下一个路口就被检查身份证,被劝阻,过了十分钟可能就会接到国保的电话,让我不要在那边了。10年前,我做田野调查,两三天才被劝阻,现在只要10分钟!连跟外国人正常交流都变成一个危险的事情,尽管我没有掌握什么机密。他们的体制是高度敏感的。”

吴强认为,从2015年至今,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仍以各种形式发表、出版了有关中国的“建筑工人的阶级状况”和“人权政治”等研究成果和文集,坚持在国际媒体撰写专栏评论,“因为任何一个诚实的知识分子都知道,中国不能仅有一种声音,知识分子也不能临终才打破沉默。”

吴强忧心忡忡地说,社会运动本质是流动的,但是中国现状是一潭死水,政治安全完全凌驾于一切之上。“现在没有正常的田野调查,只有表演式的,学术研究看不到,从上到下都是表演式的。就像新冠疫情三年期间,以小区为单位,以社区为单位,到县、市、省,所有的对内对外,都是分裂的、封闭的,真相被割裂在碎片当中。隔离,才是正在中国发生的、在我身上所发生的。”

吴强试图运用自己的专业去穿越隔离和壁垒,却发现陷入了更大的一张网中。

自由亚洲电台宋丹阳采访报道

添加评论

您可以通过填写以下表单发表评论,使用纯文本格式。 评论将被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