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谈教授，你在创办这个基金会的时候主要的宗旨和原因是什么呢？”
谈方教授：“我们创办这个‘搀扶老人风险基金’主要是今年3月5号学雷锋纪念日这一天跟我们中国好人网设立联合会上决定的。我们主要是想通过设立基金，一方面直接地去化解现在社会上因为搀扶老人反而被诬蔑而要成为被告，还要赔偿的这么一些遇到困难的人，但是我们最终是想通过设立这个基金来引起我们的国人对我们社会的一些不好的风尚、道德，一些不令人满意的地方的一些反思、反省。”
记者：“就‘搀扶老人风险基金‘的主要宗旨关注的一些主要案例，目前的主要进展如何？”
谈教授：“现在全国有六十多位公益律师愿意免费为他们打官司。如果万一打败了，需要赔偿，那么我们中国好人网的搀扶老人风险基金会替他支付这个赔偿金。现在是成立了半年。筹集善款有4万多块钱。但是我们还有些好心人，包括一些有爱心的企业家主动跟我说如果钱不够，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会再捐，决不让这些勇于做好事搀扶老人的人承担任何经济负担。我们现在在关注广州的、广东的、武汉的、郑州的、天津的，包括江苏的这些案例我们都在关注，特别是现在天津许云鹤这个案子，我们今天下午还通过一些志愿者在沟通，在联络。如果这个案子最终判决不利于许云鹤的，那么我们好人网会为他承担全部的或者部分的赔偿金额。但是我们现在也有一个个困难。一方面全国有很多这样的搀扶老人而被冤枉，需要打官司、需要支付赔偿金找不到人帮助。那么，我们一方面发起了这个搀扶老人的风险基金，但是我们也没有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联系方式，也就是信息沟通不够。”
记者：“从谈教授刚才介绍的情况来看，社会救助应该说是对善良人的一个很大的支持点。我想请问一下贾教授，您是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贾西津教授：“我很同意谈教授的这个观点。其实最重要的问题还不是说发生这样的个案。而是司法、法院给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判定。就是法院在这样的案件之中它做了一个假设，就是如果不是当事人撞的，那么他就不应该搀扶。司法上这个判定是非常不好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谈教授这个举动，他其实是一个公民立法，一个良知立法，就是我们的社会需要树立什么样的常态的道德。正常的情况之下，一个老人摔倒我们的常识是应该扶？还是不扶？谈教授设立的这个民间基金就是呼吁公民参与进来，来树立这样一个道德标准，就是一种社会立法、公民立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
记者：“谈教授，您感觉在一个比较健全的社会法律规章和道德水平的建设之外，从一个独立性的基金会来讲，应该如何对这个社会起到一个化解好人风险的这样一个作用？”
谈方教授：“现在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化解这么一个风险？我觉得主要是从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我觉得整个社会应该加大弘扬正气，表彰好人好事的这样一个力度。因为在现实中间，虽然我们看到很多见义不为，见死不救的，但是其实通过我这三年半的中国好人网的经历，让我感到好人其实更多，见义勇为的人更多。只不过我们对那些负面的东西比较敏感，当一旦出现想做好人的人，就很难被社会所接纳。因为大家认为世界上没好人了，你怎么说你是好人呢？我觉得要改变这个，一定要把我们的本来有的好的一定要弘扬。应该加大宣传，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从法律、从我们的社会保障机制上来，我觉得我们现在缺乏一个非常强有力的、高效的、见义勇为的保障和救助机制。一方面把它完全看成是政府的事，政府有些部门认为这可能不是我做的。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政府和民间共同来承担、共同来化解这么一个风险；第三个就是从道德层面上来讲，我们现在不是缺乏法律条文，我们现在缺乏的是我们执法者不能够真正坚持我们的法律原则。搀扶者成为被告。原告在拿不出有利的证据这个搀扶者就是肇事者的时候，法院就从所谓公平原则让这个搀扶者承担了40% 的损失。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法官他从这个社会一个阴暗的，一些道德沦丧的一些例子出发成为他判案的法律的逻辑。因为他说社会上没有不是你撞的，你就不会去救助。那么你去救助了，你去扶了那就是你撞的。所以，这个逻辑我觉得是不对的。另外，最后一个我觉得要化解这个风险，就是要坚决追究被好人救助反而诬陷，敲诈好人的这些不良之徒的法律责任。也就是说让那些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底线的人付出更沉重的代价，这样我觉得我们搀扶老人的风险就会自然地化解。而我觉得这几条前面一条是从理论上宣传，另外一条是法治。可是我们理论的宣传，法治的执行都要靠人，而且特别是要靠我刚才说的现在我们社会中实实在在存在的一些案例，特别就是说搀扶老人，而老人反过来诬陷好人的这些案例应该进行全国性的调查处理。并且把它当成大案、要案来进行判决。引导社会风尚，引导我们的法律建设，让真正的好人不受冤枉。”
记者：“谈教授谈到如何利用全社会的力量来真正地化解好人做好事的风险。贾教授，您是怎么看待在社会上真正建立一种公平正义的机制来救助这些做好事的好人？”
贾西津教授：“像这样的基金实际上也是互助和风险分担，就是我们大家都认为应该这样做。那么，假如说这件事发生在某一个人身上，而他因此受到了经济的损失。那我们应该来共担这个成本。这样就会使得用良知来行事的他的成本，而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它是一个众人承担的。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生活举措。”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邀请中国民间“扶助老人基金”发起人、华南师范大学的谈方教授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贾西津教授讨论中国助人者的权益保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