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时代像过去三十年中出产过这么多的文学翻译作品，所以七个鲁迅文学奖中唯独翻译奖项空缺，就只能从翻译作品的质量上去找原因了。谈到衡量翻译质量的标准，人们自然会想到严复那三个字： “ 信、达、雅。”所谓“雅”，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尽管对“雅”的标准各有会心。“信”是什么意思？“信”就是忠实于原文。“达”呢？“达”就是意思被表达清楚了，就是孔老夫子“辞达而已矣”的“达”。
要真正作到“信达雅”，正如严复所说，并非易事。华裔老作家董鼎山说，文学翻译比其它文字的翻译为难：译文要传达出风格，还要贴近原文：
“其他的作品像科学书‘信’就可以了。翻译文学作品‘雅 ’就很注意了。因为外国作家所写的一个句子要尽量接近.一方面是尽量的向中国人，中国读者了解，同时一方面句子每一句真正的代表作家的风格才对。这样的翻译跟其它的翻译不同的。非常非常小心。第一英文非常通晓才可以，否则你要抓字典去查，你翻译出来的文句就不顺利。尽量将中国的词与原来的句式相似。翻译的人不但要英文好，自己写也写得好。我觉得翻译文学作品比其它翻译更困难。”
美国约克学院教授周泽浩表示，中国几代翻译家的经验表明，一个翻译家必须谙熟所涉两种文字背后的文化-- 要有文化底蕴：
“翻译的东西本身要有文学的基础，要有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一个基础。还有很娴熟的英文的一个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一个传统文化的断层，还有一个西方文化的一个断裂。断裂以后，教育系统里面反映比较强烈。这个东西到了所谓‘四人帮’倒台以后，毛泽东死了以后稍微有点恢复，但是造成的损害很大，形成了一个文化的断裂以后，现在整个翻译作品缺少一个文化的底蕴。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这个翻译翻上不来也是有一定的道理。我觉得翻译最成功的还是一些老系统的人。比如说林琴南以前他们搞信达雅的。那时候他们在五四时候的一些人，五四的一些干将都是西方回来的，胡适也好，是从美国回来的。陈独秀也也是从日本回来的。他们对西方的文化有所了解，对传统的文化也都是科班出身，读四书五经出来的。所以他们这样出来的有一个中西文化底蕴以后，他们翻译的效果就比较好。而且那时候数量也比较多。大量的文学传统的作品都是那时候出来的。包括民国成长的比如说傅雷。他们那时候有一个文化底蕴过来的。”
这位遇罗克批血统论文章的英译者还说，翻译者必须了解相关历史：
“我是翻译遇罗克《论血统论》是我翻的。所谓高干子弟搞了一个血统论，遇罗克等于是写了檄文。写《论血统论》等于是把血统论驳倒。这是我亲自翻的。这里面就牵扯到对当时历史背景的一个了解。血统论是怎么回事情？文化大革命初期66年5月份到67年初扑朔迷离。一个翻译家如果对这个历史了解有限的话，就是会不到位。”
老作家董鼎山说，他的翻译家弟弟董乐山以前常与他切磋翻译；经验之一，就是要避免译文的洋化：
" 董乐山年轻的时候读书比我用功。我还在国内的时候,我在圣约翰大学的时候,他刚刚进大学。我们老是讨论这个。那个时候我们都对翻译发生兴趣,他对英文的认识也非常非常不错的。偶然有什么句子想不通的时候会问我,翻译的东西最要避免的就是尽量避免洋化的文字,尽量照中国的词跟英文的词相对才好。我自己就有过翻译经验嘛。对翻译过的东西不能跟他比。他比我认真得要命。我有时候要问他呢。"
周泽浩教授表示,鲁迅文学奖在评选中没有发现好的翻译作品就付之阙如,这也是一种"知耻近乎勇"的表现了。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