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万延海先生我们知道艾滋病的传播方式主要是性传播、经血传播、注射吸毒三种传播。您今天谈的主要是医源性传播。能不能给听众讲一讲什么是因原性感染艾滋病毒？”
万延海先生：“医源性传染主要是讲他在医院看病的时候，医院的一些手术器械、输血、医院病人和医务人员之间的一些交往导致疾病的传染。对于艾滋病这样的通过血液传染的疾病来讲，在医院里输血，看牙科的手术，做一般的临床手术，或做一些内窥镜的检查，静脉注射，如果手术及注射的器械没有经过很好的消毒的话，都有传播艾滋病和其他的一些通过血液传染的疾病的危险。”
记者：“一般大家都知道现在大家在医院里做手术，输血的时候会感染艾滋病毒，这样的事例也是有一些的是吧万延海先生？”
万延海先生：“对，这样的病例在中国的环境下应该是不少。”
记者：“那您今天为什么要谈中国医院来的内窥镜手术和检查的问题呢？ ”
万延海先生：“贵州的一个人在网上表述他２０１０年在贵州的一个医院做手术，一月份就发现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他今年７４岁，他在医院里做过一个膀胱镜检查，他觉得是在那一次做膀胱镜检查被感染的。他认为是在医院违规操作的时候出现的医源性感染。他呼吁所有在此期间（跟他同时间）在当地跟他做同样检查的病人都要去做艾滋病的检查。”
记者：“一般人做内窥镜检查或内窥镜的手术一般是认为它出血比较少，对病人的伤害比较小，安全性相对高一些。但是您的意思是说内窥镜检查或内窥镜的手术中，可能感染艾滋病毒的情况也不应该被忽略是吧？”
万延海先生：“对。因为卫生部门也没有主动的提醒大众疾病传染的风险。艾滋病防治条例都是有严格的要求，对临床手术和内窥镜的设备在所有对病人的检查当中，要做严格的消毒，要把所有的临床病人接受手术的情况下，都看成是一种潜在的传染疾病的来源加以防范。但是在实际上的医院，它不是对所有手术器械和内窥镜做严格的防范。他实际上在操作的时候是持选择性的，他采用了一个简单的，实际上是很危险的方法，把所有的临床病人做艾滋病检查，然后他只针对发现感染艾滋病的人做严格的消毒。对没有被发现有艾滋病的人，他不做那么严格的消毒。实际上艾滋病的检查并不能发现所有的临床病人当中艾滋病人感染的情况。所以这些设备他不做严格的消毒，那么手术器械或内窥镜在临床上实际上存在非常高的传染疾病的风险。”
记者：“所以内窥镜的检查也有可能造成艾滋病或者是或者是其他疾病的传播。”
万延海先生：“对，通过血液传播疾病的。这有很多原因，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病人很多，医院的手术器械，内窥镜这些探视人体内的器械也不够。这样的话，医院为了省事，它通常会采取一种做法，对所有进行临床手术的人和做内窥镜检查的人，他会做艾滋病检查，如果他发现这个人没有艾滋病的话，他就按照过去不严格的那种消毒方式，普通的方式来简单地消毒。这个消毒远远不能达到消除艾滋病和其它血液疾病风险这样一个目的。一个是说临床的病人他应该要求医院做严格的消毒；另外一方面临床的病人如果做过手术或者看牙科，或者是内窥镜的检查之后，他应该在三个月之后做一下艾滋病的检查，或者其它一些血液传染疾病的如丙肝这样的检查。如果发现有感染的话，一方面防止传染给家人，及时的进行医疗上的准备。另外一方面卫生部门还是要严格的规范医疗机构。现在的医疗机构防止医院内传染艾滋病和血液疾病的方法它实际上是用偷工减料的办法。法律要求对所有临床病人，设计到接触血液的情况下，做严格的、普遍的消毒。”
记者：“在美国或者加拿大其他国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万延海先生您了解吗？”
万延海先生：“这个问题是中国的医疗机构与西方的医疗机构它的疾病负担不一样，它的病人人数不一样。像美国和加拿大它的病人权利保护得很好。它有严格的法律来维护病人的权利。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医院是非常小心的。”
记者：“那么你刚才提到的在中国很多医院对病人有很多的区分，有艾滋病和无艾滋病的病人在手术或者检查方面或者消毒是不同的对待，不同的措施，这种情况谁来监督他们呢？怎么样改善这种情况呢？”
万延海先生：“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就是说中国没有病人权利的法案，中国也没有病人利益的团体。没有一个系统保护病人的法律制度和社会的机制。这样一些情况的话，可能病人分头找不同的法律团体来寻求法律援助，但在具体技术上面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医疗机构还在继续，非用非常愚蠢的分类的消毒的政策，不是进行普遍的、标准的、严格消毒的政策。只能说病人团体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一旦这个医疗机构出现过错，它赔偿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话，严格消毒方面，医院方面会更重视。”
以上是本台记者安培与中国艾滋病防治教育专家、现在加拿大的万延海先生进行的对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