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有关中国的人口政策我们注意到在最近这30年来人为性的计划生育措施一方面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增长数量；另外一方面无可否认社会老龄化的问题是日趋突出。不单是影响到社会福利、人口性别比例的不协调。那么另外一方面有赖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结构整体的社会趋势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么，姚监复先生，您如何看待计划生育政策在目前中国社会发展当中的一些作用？”
姚监复先生：“我觉得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起的正面作用就是这几十年少生了几亿人。这个缓解了耕地和人口比例失调的问题，这个是现在的改革能够得到成功的一个原因就是缓解了这个矛盾。但是带来的问题我想至少有三个。第一个就是你提出来的人口红利的问题。我们再过几年或者有人说现在我们劳动年龄段的人口红利已经吃完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老年化的问题，一个小孩将来要养四个老人。两夫妻就很吃力。特别是农村的问题，这么庞大的人口群退休以后的福利怎么保证？老年化会带来很多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预先判断胎儿是男性还是女性。人为地使一些女婴未出生或者刚出生就夭折了。这样的话中国的男女性比例是失调的。山西有一个县试了，放开两胎。最后总的人口增加率还低于全国水平，这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是我们内部做实验的，报纸上也介绍了。现在物价高，好些人还不愿意有第二个孩子，有经济压力。所以我觉得开放没有风险。”
记者：“我们注意到目前国内一些学术界的观点，主要是针对中国人口结构当中的老龄人过多和新出生的年轻一代过少的现状，提出了对计划生育进行调整的建议和呼吁。但是另外一方面十二五纲要当中还一再写明了坚持计划生育政策是一项基本的国策。那么，曹思源先生您感觉目前在计划生育政策当中有必要进行的一些调整应该考虑到哪些因素呢？”
曹思源先生：“计划生育作为一个总的趋势是可以的，但是计划生育具体的政策有很大的调节余地。计划生育在30年前时，重点是控制人口的生育造成的一些突出矛盾。30年后这个矛盾的突出已经改变了。也应该说政策的实行的有效时段也已经过去了。我觉得姚监复先生谈得很全面。我要补充一下，计划生育从经济上考虑是一个方面，另外对孩子的成长来看也不能不考虑进去。许多家庭都有这个体会。独生子女因为条件比较优越，在性格成长方面是非常不利的。我们说生育权也是人权，关键是人的自愿行为。要考虑到人权这个概念。夫妻双方有权力决定自己的生育计划，不是说不要计划生育，但是要有人性，尊重育龄夫妇的人权，这个前提下我看是可以做得好的。前面姚监复先生提到的调查例子也说明放开来，每个人都会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育计划。不会形成了猛然的高增长，打消了这个顾虑的情况下，我们计划生育这个工作就可以做得更科学，这是我的看法。
记者：“那么，刚才二位都有提到了中国现行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官方《了望新闻周刊》提到一个数字，就是无论中国目前放宽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与否，到2040年中国老龄化人口将达到四亿多左右。那么，另外一方面从中国人口协会副会长翟振武付教授引述的数字来看，美国是三亿人口，但却是一个超级大国。而西方发达国家总和是7.7亿劳动人口，但是它一年创造了36万亿美元的社会财富。而中国在劳动人口占9.3亿人的情况下，2010年GDP是六万亿美元，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比较数字来看，多生孩子看来对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一个决定的关键因素。曹思源先生，您是研究经济问题的专家，您认为社会对人口红利的忧虑是不是有必要？”
曹思源先生：“我认为人口红利的产生和存在主要是个历史性的原因。由于落后国家人口大国，它劳动力偏多，工资水平相对低。在国际竞争当中形成了一种优势。但是落后国家它必然要有所发展，所以人口红利不是一个可以万岁的东西。随着发展它总是会逐渐降低或者是消失。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不能为了人口红利我们就使劳动力的更新、劳动力的补偿、劳动力应该得到的报酬人为地压得很低。这个对中国劳动者来说也是很不利的。所以，我觉得在计划生育当中不一定要从人口红利这一点上来做出特别的关注。”
记者：“那么，姚监复先生，刚才曹思源先生的观点我想应该是提到了提高劳动力人口的素质和生产力对于中国今后经济模式的升级换代有更为重要的作用。那么，您认为在中国未来20年到50年之间，中国的人口结构应该如何发展才能成为一个相对比较理想的状况呢？”
姚监复先生：“我想一个结构是质量和数量的问题，我曾经跟法国大学一个教授讨论过。我就说中国不得落后是由于中国人口太多，人口密度太大。他不同意。他说日本，还有中国的台湾人口密度都大于中国。他们善于把别人的资源拿过来创造出新的产品，有更高的价值。而中国恰好在于劳动力质量比较低。质量又决定于教育、培训、文化、管理。这方面我们应该加强。就是人口里面高等教育水平的人口应该增加得更多。我们应该注意人口的技术、文化的素质这一方面比例的增加；第二个就是我同意曹思源的观点。如果我们用低工资、低人权、低福利、低文化、高污染这么一些生产领域和工人占很大比例的话，那你始终竞争不过其他国家。所以，我们现在又牵涉到一个和经济结构、经济增长的生产方式的转变有关系。另外，我们的科研教育得大量投资。把中国光是劳力制造这个中间环节凭劳力的这一部分能不能变成中国原创？这样的话就把我们整个的人口、全民素质提高了。这是很重要的。”
以上是本台记者何平邀请曾任职中国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姚监复先生和在北京的经济学者曹思源先生讨论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人口结构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