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调查报道:过去“尸”横遍野 未来一片迷茫

2019-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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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香港民众打出“守护我们的新闻自由”等标语,呼吁捍卫港岛的新闻自由。(资料图/法新社)
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香港民众打出“守护我们的新闻自由”等标语,呼吁捍卫港岛的新闻自由。(资料图/法新社)

编者按: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在当今中国是否还有新闻自由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既简单也不简单。简单的是,几乎每天都有中国政府打压媒体,或是企业、媒体本身自我审查的消息传出来。不简单的是,中国的媒体环境纷繁复杂,要有一定深度地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下番功夫。本台记者家傲通过审视中国调查报道的兴盛和衰亡的过程,从一个侧面为中国的新闻自由现状加上注解。

不到十年前,青岛人纪许光还是红极一时的中国调查记者。他2001年入职广州羊城晚报报业集团,迈入了他的记者生涯。此后十几年间,他先后在《民营经济报》、《新快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工作。他2006年涉足社会新闻,此后做了八年调查记者。

2012年,一篇名为《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的性爱视频》的文章在网上传开。正是纪许光在微博上实名举报了这位重庆官员包养二奶的情况,并以不雅视频截图为证。为此,举报人纪许光还上了央视新闻,描述他事后采访雷政富的情节。

中国调查记者纪许光在微博上实名举报了这位重庆官员包养二奶的情况。(图源:百度百科)
中国调查记者纪许光在微博上实名举报了这位重庆官员包养二奶的情况。(图源:百度百科)

“雷政富表现得非常着急,当然他那个时候还是在矢口否认的,但是这都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他有权对这个东西提出自己的意见。”

事件迅速发酵。此事曝光后不到三天,雷政富就被免职并立案调查。当年有人评价说,纪许光创造了中国网络反腐史上的最快纪录,号称“63小时秒杀一个正厅级干部”。

名记坐不住了

可就是这样一位曾经风生水起的媒体人,却越发感到力不从心。为了确保自身和家人的安全,纪许光于2014年携妻儿移民美国。今天看来,他觉得中国调查新闻已经彻底迷失了方向。

“过去是尸横遍野,未来是一片迷茫,走一步看一步吧。现在中国的这个情况,大家不要再谈什么新闻理想了。”

中国媒体环境正在恶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近日,致力于保护记者免受迫害、推进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国际组织公布了2019年新闻自由指数。中国较去年又下跌了一位,在180个国家中位居倒数第四,不及越南和古巴。

2018年4月25日,无国界记者组织(RSF)秘书长克里斯托弗·德鲁尔(Christophe Deloire)在巴黎展示“2018世界新闻自由指数”。 报告称,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正越来越趋近于当代版本的极权主义。在他的第一任期内,外国记者越来越难在中国开展工作。(法新社图片)
2018年4月25日,无国界记者组织(RSF)秘书长克里斯托弗·德鲁尔(Christophe Deloire)在巴黎展示“2018世界新闻自由指数”。 报告称,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正越来越趋近于当代版本的极权主义。在他的第一任期内,外国记者越来越难在中国开展工作。(法新社图片)

本台记者采访了多位前中国调查记者,了解这个行业的当前形势。虽然他们目前都没有继续全职从事调查报道,但一些记者仍在撰写调查类报道。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的舆论审查环境渐趋严峻,调查报道的选材受到了更大的限制。出于安全原因,部分受访人表示不便透露真实身份,本台使用化名替代。

调查报道一向被认为是新闻业中投入最多、风险最高的“硬骨头”。在中国官媒看来,调查报道是一个西方词汇,他们更喜欢把这样的文章称作“深度报道”,也就是业内俗称的“剥洋葱”。

丧钟为谁而鸣?

纪许光认为,中国调查新闻的空间已经几近枯竭了。

“现在是苟延残喘的阶段,没有什么所谓的政治氧气可言了。其实从习近平上台以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如果说中共不想让你活的话,谁都活不了,这就是中国媒体的悲哀。”

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媒体环境日渐严峻。2014年,广电总局在换发记者证时,首次要求所有中国记者参加全国统一考试,以便他们“更有意识地保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2016年,习近平在京召开舆论座谈会时更是提出,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作为党政宣传阵地,这些媒体的所有工作都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党媒“人民网”近日发布了一则首席调查记者的招聘启事。其职位要求的第一点便是中共党员,并要坚定“四个意识”、树牢“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而记者的专业素质却位居其次。

民众声援《南方周末》。(视频截图)
民众声援《南方周末》。(视频截图)

谈到中国媒体的里程碑事件,近年来引发国内外最大轰动的风波可能就是《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了。2013年1月3日,这家曾被外媒形容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报纸”的新年献词,在出版前被强行修改,而原本呼吁宪政的内容变成了对执政者的赞歌。

第二天,曾在这里工作的50多名新闻人联合发表公开信,要求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庹震引咎辞职,而《南方周末》员工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还在其总部大楼外一度发生对峙。

国内某一线媒体原调查记者、现任一家外媒特约记者的黎祥(化名)认为,南周事件是中国媒体的一个分水岭。自那以后,中国媒体逐步走向了衰落。(他的声音由本台同事代替)

“都说媒体是一个没落的行业,我觉得的确是的。目前,国内很多还在媒体的人会不断地给媒体唱赞歌,唱好调查报道,但实际上,中国大陆的媒体真的很不幸。可以说在2013年后,它已经面目全非了。”

濒临灭绝的物种

如果说不少媒体人感到中国调查新闻正在发生质变,那么学界证明了它也在经历空前的量变。

中山大学教授张志安(图源:百度百科)
中山大学教授张志安(图源:百度百科)

中山大学教授张志安2017年发布的《新媒体环境下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显示,调查新闻行业发生了严重的人才流失。经过双重核实,他核定中国仅剩175名调查记者。与2011年首次调查结果相比,人数几乎被腰斩。中国广电总局数据显示,国内持证记者人数在2017年超过了22.8万人。这意味着每1300位中国记者中,平均只有一位是调查记者。

他还表示,调查新闻行业近年来承受了多重压力。一方面,微博微信等社媒的兴起削弱了传统媒体的文化权威,导致调查新闻面临着社会影响力衰落的考验。由于发行量下滑,这些传统媒体的广告费较往年大幅下降。为了节约成本,一些都市报裁减甚至撤销了调查新闻部门(业内普遍称之为“深度报道部”)。

另一方面,随着党政宣传报道力度的增强,媒体主管部门及各级政府为了维稳,对敏感社会问题加强了行政管控,进一步压缩了报道空间。

我还能报道什么?

现中国某一线杂志记者赵蕾2016年曾在《新京报》调查组实习过几个月,此后她还在报社的突发组和深度人物组工作过,直到上个月跳槽。回顾在《新京报》的三年,赵蕾坦言,单位的报道尺度明显缩水。

“我记得2016年年底前,其实报社的尺度是很大的。那个时候,北京很多负面的调查报道,比如说哪里采矿死了人,大家还是可以报道的。但是2017年之后,就不太乐观了。然后2018年,报道限制就更明显了。”

《新京报》曾是中国最敢于直言的日报之一。(法新社图片)
《新京报》曾是中国最敢于直言的日报之一。(法新社图片)

她举例说,继2017年#MeToo(“我也是”)反性侵运动在美国好莱坞爆发后,中国“米兔”运动仍方兴未艾。但当《新京报》前一阵儿想就此做些剖析时,她们就接到了主管部门的通知。

“我们就只是碰了一下,然后只要碰了,禁令就会来得非常快,后来我们就干脆不碰了。所以米兔运动我们报道得非常少。”

赵蕾表示,她当年在调查组实习时组内的六七位全职记者目前都已离职,而接替他们的基本都是“90后”。她说,老一辈调查记者普遍都有自己的成名作,也相对更受人尊重。在中国调查新闻的黄金时代,他们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作品。

怀念最好的时代

业界普遍认为,广州《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峰2003年发表的《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文标志着中国调查报道步入了黄金时代。这篇报道记载了在广州工作的外来务工青年孙志刚因为没有“暂住证”,被送至收容站后遭殴打身亡的事件。此事引发了中国社会对收容遣送制度的热烈讨论,并最终促成当局废除这项制度。

此后几年,中国调查新闻渐入巅峰。期间,多位记者因报道重大社会事件,他们的名字也与这些作品一道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烙印。其中的一些代表作包括2005年《河南商报》记者范友峰发表的《一案两凶,谁是真凶》,重启尘封十多年的聂树斌案,显示他并不是本案真凶;2008年,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发表《甘肃十四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的文章,完成了一起特大食品安全事故的首次曝光;2010年,《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发表《山西疫苗乱象调查》,揭露了当地的大批疫苗中毒及致死案例。

王克勤曾因报道定州村民被袭事件、山西疫苗事件而闻名。(图源:维基百科)
王克勤曾因报道定州村民被袭事件、山西疫苗事件而闻名。(图源:维基百科)

当中,王克勤由于长期从事调查报道,发表了无数引发社会强烈反响、推动政策法规变革的文章,被业界称为“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即便已身经百战,他还是没能逃脱行业的变迁。2012年底,随着他后来任职的《经济观察报》调查新闻部被解散,他淡出了新闻圈。作为大爱清尘公益基金发起人,他近年来致力于推动中国数百万尘肺病农民的救助工作。

本台记者联系到了王克勤,但他表示,自己离开老本行已有多年,不便置评。

“我离开本行的时间很久了,也不便说什么了。”

不光是他,很多前些年声名大噪的调查记者也已告别了本职工作。就拿上面的例子来说,揭发三鹿“毒奶粉”事件的简光洲在2012年8月离职。那一年,他在微博中说:“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目前,简光洲在上海一家公关公司做总经理兼合伙人。

而对聂树斌案提出质疑的范友峰也在报道发表后被辞职,而这起冤案最终在2016年得到平反。范友峰于2008年淡出新闻一线,从事广告经营,目前担任《新华每日电讯》副总经理。

一切都只是海市蜃楼?

现居美国的前调查记者纪许光对中国调查新闻曾经的辉煌不屑一顾。他坦言,直到多年以后,他才渐渐意识到,这些调查记者其实都是中国政府的棋子,他们的生与死终究由不得自己。

“中国媒体从来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政治博弈的空间。共产党之所以让它活着,是因为党内有一股力量需要它。当不需要它的时候、当党的声音要趋于一致的时候,不管你是谁,全都得死。”

说到触碰当局红线的新闻人,前调查记者刘虎或许就是一个例子。2013年,时任广州《新快报》记者刘虎因实名举报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涉嫌渎职犯罪,被北京警方在其重庆家中以“造谣”罪名刑事拘留,直到近一年后才得以取保候审。

43岁的刘虎可谓是见证了中国调查新闻的大起大落。他2004年入职《重庆晨报》做机动记者,2008年来到《成都商报》作全国性报道。出狱后不久,他就与武汉《长江商报》签约,继续他的本职工作,并在此期间写下了贵州茅台虚假广告的调查报道。但就在这家报社因报道一系列敏感事件被勒令整顿后,刘虎于2015年离开纸媒,成为了自由媒体人。

《新快报》记者刘虎。(资料图)
《新快报》记者刘虎。(资料图)

刘虎的记者十年与这个行业一同沉浮,打磨了他犀利的观点。他对本台记者表示,虽然中国调查新闻的下坡路看似也与市场动荡有关,但这到头来还是政治环境的产物。

“市场形势也是政治因素引起的。中国的舆论管制导致媒体不能报道一些事情。这导致了在市场化的媒体环境中,就没有多少可看的东西,这造成了读者的流失和订阅量的下降,降低了对广告主的吸引力。这样的话,媒体的收入下降,很多媒体不得不缩减版面,有的直接就停刊了。”

人都需要好好生活

此外,一些年轻记者对调查新闻还存在一个心结,那就是薪水太低。北京某都市报前调查记者陈晓(化名)对本台表示,她们承受的压力可以用一句俗话来概括:“女的当男的使,男的当牲口使。”

她表示,即便如此,很多都市报调查记者的基本工资都很低,而她们主要靠拿稿费过活。但由于调查报道通常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她感觉付出和收获之间的反差太大。

“我原来的同事和现在(在调查组工作)的同事做调查新闻,其实心里面并没有想着要赚钱,我们都还是希望能做出一些东西、起到一些作用。但如果做的时间特别长,而经济方面一直都赶不上你的付出的话,可能心里也会有一些落差吧。”

前《新京报》调查组实习生赵蕾表示,据她从几位业内人士了解到的情况,一篇四五千字的普通调查报道的稿费大概在6000到8000元不等,而特别出色的报道的稿费最高可能也不过一两万元。

陈晓说,自从她2015年底入职到去年调入报社的另一个部门,此前与她一同工作的调查记者都已离开了原岗位,他们中有的做起了企业公关,有的回老家投靠了当地媒体,有的和她一样,进了报社的其他部门。她说,很多资历丰富的调查记者如今都另谋高就了,而这其中不乏现实原因。

“有些人做了小领导,然后又去做公关,赚钱去了。有些人自主创业,做个自媒体,可能有更好的发展,然后就不会坚持做调查新闻了。调查新闻确实很苦很累,很耗时间。有时候你调查一件事,可能跟踪好久都没能作出报道。”

寻求心灵救赎

在与本台记者的短信交流中,前调查记者纪许光坦言,移民美国五年来,他渐渐意识到自己不该再延续以往的“自我审查”了。但与此同时,作为调查记者,他理应身处最黑暗的新闻一线,而他现在能做的事情少之又少,这也是他决定潜心学佛的重要原因。

“我的职业让我看到了社会太多太多的阴暗面和人性之恶。但是佛教又被称为圆教,它能够给我们带来心灵上的良好慰藉。”

纪许光痛斥中国如今的政治风向,他还留下了这样一句话:“那个当今皇上,掉头飙车!千古罪人!!”

 

记者:家傲  责编:申铧  网编:瑞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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