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排名倒數第二 高壓下中國新聞自由何在？
2023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圖示
5月3日又是一年一度的世界新聞自由日。隨着中國政府一再收緊對意識形態和話語權的掌控，對推進社會進步具有重大作用、被譽爲"第四權力"的新聞業在中國面臨生存困境。中國新聞環境會一再惡化嗎？還具有新聞理想的中國媒體人何去何從？
今天是聯合國大會設立的第30個“世界新聞自由日”，今年的主題是“塑造權利的未來：言論自由是享受其他人權的推動力”。聯合國祕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通過視頻致辭表示，在今天、在每一個世界新聞自由日，全世界都必須發出同一個聲音。
據聯合國統計數據顯示，去年全球至少有67名媒體工作者遇害，同比增長50%，令世界震驚。與此同時，中國的記者也面臨險境。據本臺此前報道，疫情期間拍攝新冠病毒死者屍體的武漢公民記者方斌遭到中國政府三年的關押。本臺日前報道，在本該重獲自由時，方斌卻去向不明；追蹤武漢疫情的公民記者張展日前獲刑四年仍在羈押當中，健康情況也並不樂觀；揭露徐州“鐵鏈女”事件真相的媒體人趙蘭健也被當局跨境追捕，流亡海外。
業內人士：中國新聞審查一直存在且嚴格
曾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新聞自由獎”的程益中此前在《南方都市報》、《新京報》工作多年。他在接受本臺採訪時表示，即使是在南方報團最繁榮時期，中共也未曾放鬆對新聞媒體的審查和對言論自由的管制，只不過當時尚有真正有新聞理想的記者在夾縫中艱難生存。
“我認爲中共一直沒有放鬆對言論自由的壓制，但畢竟在具體執行環節中，在當時還是給我們這些抗爭者有一定的空間，就是說不冒犯最高領袖或冒犯這個政權，在這個層面下還是會維持一定新聞自由的存在。”
但他認爲，而在現今的新政權下，頂層設計和底層架構已經徹底不能容忍一絲一毫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有新聞理想、願意突破言論鉗制的這些資深媒體人，紛紛被調離或被迫離開管理崗位，發稿權完全掌握在黨手中。
“其實那個時候管制也是嚴格的，也都是存在的，禁令也都是一天發幾十個的。但當時還有我和我這樣的總編輯、主編，能夠決定發稿權的這些人，還有相當大的擔當和勇氣。”他感慨說，這些人要麼爲了養家餬口向當局妥協，要麼像他一樣徹底離開這個有毒的環境，或是流亡，或是轉行。
他回想疫情初發時期，中國政府初期不僅指使新聞媒體對此噤聲，還通過媒體平臺進行所謂的“闢謠”，並無一家媒體真正做到揭露事實、警示公衆。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早前報道，內部文件顯示，從李文亮首度收到官方警告到2020年4月8日武漢正式解除封城的101天裏，僅央視網就至少先後發佈過131條指令，其中就包含了“不報道”指令，還企圖通過中共敘事來塑造疫情輿論走向。
不僅如此，程益中還觀察到，現階段即使是中共當局直接管轄的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在重大社會事件發生時，第一時間也選擇“不報道”並保持觀望。
他說：“幹嘛去惹這個麻煩？所以現在成了’有聞不報’的狀態，只報一些完全無關緊要的、或者是黨的主觀意志的新聞。指鹿爲馬、顛倒黑白、混淆是非，這對他們來說都是必須的。”
本臺記者發現，去年11月24日，由於過度防控釀成的烏魯木齊大火發生後，並無一家中國媒體及時報道。作爲中國新聞風向標的《新聞聯播》對此隻字未提，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反而在隔日就所羅門羣島遭受地震災害向所羅門羣島總督致慰問電。中國政府及官媒的置若罔聞瞬間引爆輿論怒火。
自媒體時代是否能夠突破言論鉗制？媒體人：過於樂觀
隨着互聯網的普及，“人人都是記者”的自媒體時代來勢洶湧。在疫情初發時期，多家自媒體發佈涉及疫情失控、政府問責的多篇文章，一經發布就引爆全網，隨後均被迅速刪除或屏蔽。
但程益中認爲，將新聞自由的希望寄託在自媒體上完全是無望的。他說，能夠面世的自媒體首先經過了嚴格的自我審查，質量良莠不齊，主觀新聞和虛假信息鋪天蓋地。雖然偶爾能夠撼動中國政府的言論鉗制，但“用謊言對抗謊言”，也只不過是給官方整頓行業提供了“理由”。
今年3月10日，中國中央網信辦召開全國會議，部署開展新一輪從嚴整治自媒體亂象的清朗專項行動。
該會議指出，一些自媒體造謠傳謠、惡意炒作、假冒仿冒等違法違規行爲，“挑動網民情緒、撕裂社會共識、污染網絡生態，”其惡劣行徑甚至對國家安全和經濟社會發展造成嚴重影響。會議強調，整治自媒體亂象是打贏網上意識形態鬥爭，維護國家安全和政治安全的必然要求。
早前因曝光中國官員性醜聞而遭到打壓的調查記者紀許光書面回覆本臺稱，當年中國數得上的調查記者，已經幾乎全部轉行。不僅因爲短視頻時代話語權被黎民百姓瓜分，官方話術體系也一再收緊對話語權的掌控。
他說：“新聞理想這個東西，已經被政治化，人們只希望選擇那些與自己觀點一致的東西看，嚴肅媒體更沒有出路了，非常悲哀。”
大批中國新聞人被抓捕和噤聲 新聞自由度全球倒數
中國媒體作爲宣傳輿論導向機器迅速啓動，不僅奉行不報道、撤熱搜、降熱度的原則，伴隨而來的還有因言獲罪的案例。
去年反對封控、反對習近平的“白紙運動”轟轟烈烈，熱情淡去後，不少參與者被抓捕、被失蹤。而這些人中，新聞從業人員佔比並不少，包括《新京報》記者楊柳，《人物雜誌》記者王雪，前財新記者秦梓奕及北大出版社編輯曹芷馨。而大部分人不得不用保持沉默換取了短暫的自由。
前《華盛頓郵報》北京分社社長潘文（John Pomfret）在中國大陸、香港從事新聞工作多年，還一度因報道1989年“六四事件”被中國命令離境。他告訴記者，早在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末，中國新聞環境一度寬鬆。因此他對如今仍堅持在體制內的中國記者抱有希望，他說，這些記者知道如何把握機會，傳遞真相。
“最近二十年中國的新聞情況變得越來越緊張，中國的有關部門卡得越來越嚴。但是中國新聞還有一些好的機會，像財新、財經，特別是經濟方面的報道，還可以露出一點有趣的消息，儘管他們寫得特別微妙、特別婉轉，但不是一個百分之百新聞死掉的情況。”他說：“我覺得還得等一段時間，現在都是高壓，審查得很厲害。我作爲一個想了解中國的外國人，我從中國的媒體還可以得到一些消息，但作爲中國記者，他們壓力比以前大多了。中國記者的處境的話，我估計得等到習近平下臺後纔會有所好轉。”
本臺記者查詢記者無國界組織（RSF）近五年的年度“全球新聞自由指數排名”，在全球180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的新聞自由度一路飛速下滑，今年跌至第179名，僅強過末位的朝鮮。
記者：經緯 責編：梒青 網編：洪偉
